《离娄下》共三十三章。
第一章,讲大舜和文王虽相隔千年,其法度却是一样的。
第二章讲行仁政不必事事躬亲。
第三章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据说这段话最为专制魔头所忌惮,朱元璋为之曾勃然大怒。
第四、第五章意义和第三章相仿佛。接下来的若干章,或讲礼和义不能似是而非;或讲好人贤人必须负起教育其他人的责任,否则和其他人本质上也没有区别;或讲有人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讲不要背后说人坏话;或讲孔子从不做太过分的事情;或讲有德之人,不必事事讲信用,却一切必须符合“义”;或讲有德之人,必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或讲侍奉父母,尚不足以承担大任,只有妥善地给他们送终,才足以承担大任;或讲学习研究要靠自觉,如此才能左右逢源;或讲博学详说,是为了执简驭繁;或讲用善教育人,才能使人心服,才能王天下;或谴责阻碍任用贤人;或指出有源之水,终将流入大海,而无源之水会马上干涸,因此人不能如无源之水求取虚名,必须追求实至名归。
十九章讲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很少,君子应珍惜保护这一点点不同。
二十章细数禹汤文武的美德。
二十一章讲《诗》三百篇以微言褒贬善恶的做法,孔子在《春秋》里借用过了。
二十二章讲君子的流风余韵,仅能流传几世。
二十三章告诫除非不得已,不要一掷千金,轻生重谊。
二十四章以正反两个例子说明授徒应慎重择人。
二十五章说的道理和龟兔赛跑寓言类似。
二十六章说明只有弄清楚万事万物的来龙去脉,任何高深的道理,都容易弄清楚;这让我们惊诧的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铁律,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如何知晓得如此透彻?
二十七章讲述在丧礼上,孟子依礼节规范不和王说话,后者怪罪,孟子据实反驳。
二十八章所述,一是遭遇横逆时,君子应反躬自问,这点上一篇第四章也说了;二是君子要为进德修业不如圣人而忧虑,这点以后还会反复说。
二十九章指出,大禹、后稷认为天下有人受苦受难,都是自己没做好;而颜回居于陋巷,安贫乐道。三人所处位置有差异,故行事不同;但互换位置,都会像对方那样做的——所处位置决定行为方式。
三十章为友人匡章辩护——古今多少苦心孤诣为国为民的忠贞之士,被世人误解为元恶大憝,千百载背负骂名,岂独匡章哉!
三十一章的主旨,和二十九章相仿佛,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三十二章和二十八章有相通处,二十八章说要向圣人看齐,这章说尧舜其实和常人没有两样。
三十三章以一个有趣的故事结束《离娄下》及整个《离娄》篇,最后归结为,在君子看来,这世上,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发财的办法,能不让他的妻和妾引为羞耻相拥而哭的,真是太少了!可现如今,他的妻妾可能还以她们的丈夫如此升官发财为荣而到处显摆呢!这部分讲的依然是君臣父子各色人等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离娄》全篇所讲的,都可归结为这一点。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那么他是东方民族的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那么他是西方民族的人。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差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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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主持郑国的行政,用他的专车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说:“是个好人,却并不懂治国理政。如果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走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君子只要修平政治,他外出时鸣锣开道都可以,哪能够一个个地帮人渡河呢?如果治国理政者一个个地去讨好人,时间也就会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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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子看作自己的手和脚,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和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狗和马,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一般的人;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强盗仇敌。”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子还得为过去的君主穿孝服;君主要怎样做,臣子才会为他服孝呢?”孟子说:“忠告接受,建议听从,恩惠落实到老百姓;臣子有缘故不得不离开,君主一定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又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布置一番;离开好几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和住房。这个叫作三有礼。这样做,臣子就会为他服孝了。现在做臣子的,忠告,君主不接受;建议,君主不听从。老百姓也得不到实惠。臣子有缘故不得不离开,那君主还把他绑起来;还到他要去的地方把坏事做绝,叫他走投无路。离开那一天,马上收回他的土地和住房。这个叫强盗仇敌。对强盗仇敌般的旧君,干嘛要为他服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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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士人并没犯罪,却被杀掉,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去。百姓并没犯罪,却被杀掉,那么士人就可以搬走!”孟子说:“君主如果仁,没有人不仁;君主如果义,没有人不义。”有德行的人是不干的。”孟子说:“品质好的人教养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教养没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喜欢有好父兄。如果品质好的人不去教养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不去教养没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和不好,他们的间距也就近得不能用分寸来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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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孟子说:“说人家的坏话,有了后患,又怎么办呢?”孟子说:“仲尼不做太过分的事。”孟子说:“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要贯彻始终,只要义之所在,必定全力以赴。”孟子说:“有德行的人,是能保持天真纯朴童心的人。”孟子说:“光能〔妥善〕赡养父母,还不足以承担大任务,只有能〔妥善〕给他们送终才足以承担大任务。”孟子说:“君子得到高深的造诣,所依循的正确方法,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获得。自觉地获得,就能牢固掌握它;牢固掌握它,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就能左右逢源而取之不尽,所以君子要自觉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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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是为了融会贯通以后,〕能做到深入浅出执简御繁呢。”孟子说:“拿善来使人服输,没有能使人服输的;拿善来教养人,这才能使天下的人都归服。天下人不心服而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事。”孟子说:“言之无物,固然不好;但所谓不好的言之有物,说的就是阻碍任用贤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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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说:“孔子好几次称赞水,说:‘水呀,水呀!’他看中了水的哪一点呢?”孟子说:“泉水滚滚向前,昼夜不息,灌满坑坑坎坎,又继续奔流,一直奔向大海。凡有本源的都是这样,孔子就看中这一点罢了。如果没有本源,即使七八月间大雨滂沱,把大小沟渠都灌满了;但是它的干涸,也就一会儿的工夫。所以声誉超过实情的,君子以它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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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点,一般百姓丢弃它,正人君子保存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只是〔快快乐乐自然而然地〕走在仁义的路上,不是〔勉强地当作任务、责任〕贯彻实行仁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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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禹厌恶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话。汤秉持中正之道,能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文王总把百姓当作受伤者一样〔,加以怜爱〕,追求仁义之道又似乎没看到希望。武王不轻慢朝廷之中的近臣,也不遗忘散在四方的远臣。周公想要兼学夏、商、周的君王,来实践禹、汤、文、武的事业;如果有不合当前情状的,便抬着头夜以继日思考;若总算想通了,便坐着等到天亮〔就马上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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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圣王的事迹成为绝响,《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了,孔子创作的《春秋》便应运而生。〔各国都有叫作‘春秋’的史书,〕晋国的又叫《乘》,楚国的又叫《梼杌》,鲁国的只叫《春秋》,都是一个样:所载之事不过齐桓公、晋文公之类,而其文风不过一般史书的笔法。〔孔子的《春秋》有所不同,〕他说:‘《诗》三百篇所蕴含的褒贬善恶的大义,我私下在《春秋》里借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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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君子的流风余韵,传了五代便断绝了,小人的流风余韵,传了五代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学生,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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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可以拿也可以不拿时,拿了便是对廉洁的伤害;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时,给了便是对恩惠的滥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时,死了便是对勇德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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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逢蒙跟羿学射箭,完全学到了羿的本领,便想,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了,因此便把羿给杀了。孟子说:“这事羿也有错误。”公明仪说:“好像没什么错误吧。”孟子说:“错误不大罢了,怎么能说一点也没有呢?郑国从前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便派庾公之斯来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拿不了弓,我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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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他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有名的射手,您反说能活命了,这是什么道理呀?’答道:‘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我学射。那尹公之他可是个正派人,他选取的朋友学生也一定正派。’庾公之斯追上了,问道:‘老师为何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便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老师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本领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又不敢废弃。’便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去掉箭头,发射四箭然后就回去了。”孟子说:“如果西施沾上了污秽,那别人走过的时候,也会捂着鼻子;但即便是面目丑陋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就可以祭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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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天下的人都说万物本性,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便行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为了发挥。我们讨厌聪明,是因为聪明容易让人钻牛角尖。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河道让它顺其自然一样,就不必讨厌聪明了。禹治理水患,就是让水的运行像没事一样〔,顺着它的本性流向下游,奔腾入海〕。如果聪明人也都能像没事一样〔顺着大自然的法则而行〕,那就具有大智慧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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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子死了儿子,右师去吊唁。他一进门,就有人上前和他说话;〔他坐下后,〕又有人走近他的座位和他说话。孟子不和他说话,他不高兴,说:“各位大夫都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是怠慢我王哪。”孟子听说了,便说:“依礼节,在朝廷中,谈话不能越位,作揖也不能越过石阶。我依礼而行,子敖却以为我怠慢了他,这不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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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心里老惦记着仁,老惦记着礼。仁人爱他人,有礼的人尊敬他人。爱他人的人,别人总是爱他;尊敬他人的人,别人总是尊敬他。假如这里有个人,他对待我蛮横无礼,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够仁,一定不够有礼,不然,这种态度怎么会来呢?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我实在仁,实在有礼,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够忠心。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我实在忠心耿耿,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君子就会说:‘这不过是个妄人罢了,这样不讲理,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好责备的呢?’“所以君子有长期的忧患,却没有突发的忧患。但是,下面这样的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为天下人所效法,能流芳百世,我却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人。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有了忧虑怎么办呢?尽力向舜学习罢了。至于君子的别的忧患,可是没有的。不是仁义的事不干,不合礼节的事不做。即使有突发的忧患,君子也不以为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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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稷处在政治清明的年代,几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认为他们贤明。颜子处在政治昏暗的年代,住在偏远的巷子里,一篮子饭,一瓜瓢水,别人都忍受不了那苦日子,他却不改变自己一贯的快乐,孔子认为他贤良。孟子说:“禹、稷和颜回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一样的。禹觉得天下有人遭了水淹,就如同自己淹了他似的;稷觉得天下有人饿着肚子,就如同自己饿了他似的,所以他们拯救百姓才如此急迫。禹、稷和颜子如果互换位置,也都会那样做的。假若有同住一室的人互相斗殴,我去救他,即使披散着头发,连帽带也不系好去救,都是可以的;如果本乡的邻居在斗殴,也披着头发帽带不系好去救,那就是糊涂了,即使把门关着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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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说:“匡章,全国人都说他不孝,您却同他来往,不但如此,还相当敬重他,请问这是为什么?”孟子说:“一般人所公认的不孝之事有五件:四肢不勤,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是第一个不孝;好下棋喝酒,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是第二个不孝;好钱财,偏爱妻室儿女,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是第三个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蒙受羞辱,是第四个不孝;逞勇敢好打架,以此危及父母,是第五个不孝。章子在这五项之中占了哪一项呢?那章子,不过是儿子和父亲之间要求做到善而把关系弄僵了而已。以善相要求,这是朋友相处之道;父子之间以善相要求,是最伤感情的事。那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吗?就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和他亲近,因此把自己的妻室赶了出去;把儿子也赶得远远的,终身不要他们赡养。他觉得不这样做,那罪过可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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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住在武城时,越国军队来侵犯。有人便说:“敌寇要来了,何不离开这里呢?”曾子说:“〔好吧,但是〕不要让别人借住在我这里,破坏那些树木。”敌寇退了,曾子便说:“把我的墙屋修理修理吧,我要回来了。”敌寇退了,曾子也回来了。他旁边的人说:“武城军民对您是这样地忠诚恭敬,敌人来了,便早早地走开,给百姓做了个坏榜样;敌寇退了,马上回来,这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个不是你们所晓得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名叫负刍的来捣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也都早早地走开了。”子思住在卫国,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何不走开呢?”子思说:“如果连我都走开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孟子说:“曾子、子思其实殊途同归。曾子是老师,是前辈;子思是臣子,是小官。曾子、子思如果互换位置,他们也会像对方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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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子说:“王派人来窥探您,看果真有什么跟他人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呢?尧舜也和别人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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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有一个人,和一妻一妾住在一起。那丈夫每次外出,一定酒足肉饱然后回家。他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都是什么人,他说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妻子便告诉小妾说:“丈夫外出,一定酒足肉饱然后回家,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什么人,总答道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但从没见过什么显贵人物到家来。我准备跟踪看看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她便若即若离地跟在丈夫后面走;走遍全城,没有一个人站住同她丈夫聊天的。最后一直走到东郊外的墓地,她丈夫便走向祭扫坟墓的人那儿,讨些残汤剩饭;不够,又东张西望地走到别处去讨——这就是他酒足肉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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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妻子回家后,便把所看到的都告诉小妾,并且说:“丈夫,是我们需要仰仗一辈子的人,现在他却这样……”于是她俩一道在庭中咒骂着,哭泣着,而那丈夫还不知道,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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