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前后。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
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
当孟子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
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平公即位，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
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
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
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余，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
《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
《论语》既是“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这便明明是把《孟子》视为传了。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的重要参考书有东汉赵岐作《注》北宋孙奭作《疏》并收入《十三经注疏》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及现代董洪利的《孟子研究》等。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
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
当孟子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
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平公即位，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
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
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
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余，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
《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
《论语》既是“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这便明明是把《孟子》视为传了。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的重要参考书有东汉赵岐作《注》北宋孙奭作《疏》并收入《十三经注疏》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及现代董洪利的《孟子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