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侯国学网

从中国的碑版上看去，我们以为真正十分成熟的楷书，到唐初才形成而臻极。我们提出虞欧褚薛四家，正是代表这一特点的。

 

若是远追楷书的根源，则由隶而楷，可以追到汉末魏初。若以个别的书家为代表，则钟繇当然是第一人。在此稍后，有属于孙吴的《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可以说是楷书了。自晋以来直至陈隋，尽管南朝流行简牍，禁止刻碑，尽管北方盛行碑榜，简牍罕传，但楷行笔法都是一致的。不过由于晋朝王羲之传法以来，简牍之风盛行罢了。这种字形上的南北小异，直到唐初丰碑巨碣的森立，才又与笔法的一致而一致起来。唐初楷书的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金石气；但同时姿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真正的楷书才合南北为一体而大成了。这是自王羲之传下隶法以后的最大收获。当然，由于唐朝政治的一统才有了这样丰硕收获的条件。在初唐，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虞欧褚薛。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他入唐时，年岁已老了。他祖父虞检，是梁始兴王咨议；父虞荔，是陈太子中庶子，都有重名。他自幼过继叔父虞寄为子，故字伯施。他是一个身体很弱，沉静、寡欲的人。他和他的哥哥虞世基自小从著名博学的顾野王为师，都极有名，而他的文章学徐陵，更为徐陵本人承认相类。但他的行为和世基相反，是一个峭正安贫的人。他对本生父和嗣父及世基都极孝友。在陈隋两代，他都作过官；但由于刚直，都不得意。及他遇到唐太宗才得到知己的重用。太宗在做秦王时，引他为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太宗登位，拜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这时，他已很衰老，屡次请辞不许。后来改为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县公。十二年致仕。他死时年八十一，并受到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的荣宠。

 

他的性情抗烈，议论持正。太宗问“天变”，他对：“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他又一再谏止陵墓的厚葬。他又不肯奉旨和宫体诗。他又屡谏太宗好猎。太宗称他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可见书法对于他只是一种娱乐的游戏而已。在他死后，太宗说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可为确论。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他也是一个由陈入唐的前辈书家。他的祖父是陈大司空欧阳頠。他的父亲欧阳纥是陈广州刺史。欧阳纥以“谋反”诛，因当时尚书令江总，和欧阳纥是好友，就将欧阳询私下收养教育了。他的相貌很丑，但读书极聪明，“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他在隋时，官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时和他是朋友。因此，高祖即位，他就作了“给事中”的贵官了。他并与裴矩、陈叔达共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

 

欧阳询儿子欧阳通，字通师。他少孤，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垂拱中作到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授二年为相。这时是武则天的天下。他反对凤阁舍人张嘉福“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谄媚主张，被武家权贵诬陷诛死，到神龙初才追复官爵。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他的父亲便是在唐太宗文学馆中与虞世南同时为学士的褚亮。因此，虞欧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在唐初书家中，年辈较晚。他工于隶书，尤为欧阳询所重。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徵说：自从虞世南死了，就没有谈书法的人了。魏徵即保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入侍书；并将所有购求来的王右军墨迹，叫他鉴别真伪，一无舛误。因此，他是一个以书法受知于唐太宗的人，然而他并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书家。

 

他原来是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并知起居事，不久授太子宾客。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二十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二十二年拜中书令。二十三年受太宗临终顾命与长孙无忌辅太子登极。太宗叫太子登极的诏草即遂良在御床前受诏起草的。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永徽元年进封郡公。不久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太子宾客。四年进拜右仆射，依旧知政事。六年，因为极谏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贬官漳州都督。显庆二年徙桂州。未几贬爱州（爱州在今之越南）。显庆三年死，年六十三。死后二年，并被削官爵，到神龙元年才恢复。

 

由此可知褚遂良生平最大的困厄都是缘于谏止武则天为后而起，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方能认识他至死不变的忠贞。

 

原来，他自以文学与书法的特长与太宗亲近以来，忠于职守，随事进谏，取得太宗的信任。这些详情见之于新旧两唐书他的传中。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几次谏止太宗伐高丽，太宗决征之后，他奉诏随行，仍然勤劳奋发。一件是高宗为晋王时得立为太子，是他一人面谏太宗的结果。太宗本已允许魏王立为太子，听了他的话，涕泗交下，声明不能立魏王，而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共定策立晋王为太子的。他与高宗的这一段历史是如此的正直动人。

 

因此之故，太宗病倒，才召唤他与太子的母舅长孙无忌同受顾命的。太宗一面举霍光、诸葛亮的故事告诉他们二人，一面又告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的事，你不须发愁了。”

 

太宗便是这样地停止了心房最后的跳动。太子这时痛哭号，用两只手抱了褚遂良的颈子。他便和长孙无忌请太子在太宗柩前即位。这样紧张的、刺激的、富于戏剧性的真实历史，永远在他的感情上深刻不忘，也便决定了他终身要尽一个作为顾命大臣的责任。

 

但高宗即位才六年，便要废皇后王氏，而立武则天为皇后了。这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高宗迷惑上了他父亲群妾之一的武则天，硬要立为皇后，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去决定。当他们未见高宗，他们已知是为了这事。遂良说：“无忌是亲母舅，若是说得不投机，便会使皇帝有弃亲之嫌。”他又说“李勣是元勋，若不投机使皇帝有斥功臣之嫌。”他决定由他一人冒死去说。在此看出他在事先已有成仁决心的。

 

果然，他对高宗说：“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皇帝不听。他又说：“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皇帝不听。他又说：“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他最后说到，即使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曾经事奉先帝的武则天。他叩头流血，将朝笏放在殿阶上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皇帝大怒，叫人把他引出去。这直气得武则天在帐子后面，切齿喊道：“为什么不打杀了这个蛮子！”

 

高宗听了如此苦谏，对于立武为后，有些动摇了。偏偏这个“元勋”的李勣，从紧急中卖友。他逢迎高宗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样便决定了武则天和褚遂良的生死升沉了。这是一场相当时日的纠纷。当时虽有长孙无忌、来济、韩援等为他申辩，毫无用处。而许敬宗、李义府等小人，率性将这些人一网打尽，说他们造反。长孙无忌最后上吊死了。可怜连作母舅的都不免于这淫昏皇帝的毒手。

 

以今日而论，我们对于武则天非常称赞。她在封建王朝中所表现的叛逆性格，乃至其政治上的野心与才干，皆是值得颂扬的。但我们今日的意见，不能代替历史上褚遂良的道德标准。所以作为历史事件，仍须就他的角度去叙述客观史实。

 

上面所叙，褚遂良的为人忠直，已无待于言了。但有一件疑案，使他蒙受了诬罔，不能不再说几句。那便是他“谮杀”刘洎的事。据史书记载，太宗征辽时，叫刘洎辅翼太子。太宗说：“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答：“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话语严重而突兀。太宗当时就告诫了刘洎。贞观十九年，太宗回来，路上有病。洎与马周入谒。褚遂良向洎转问太宗起居。后来遂良向太宗“诬奏”刘洎当时说：“圣体患臃，极可忧惧。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太宗病愈，把刘叫来一问，刘洎承认只有前半的话，没有伊霍的言语，并且引马周作证。太宗问周，周所答与洎不异。但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太宗乃赐洎自尽。

 

这件疑案，史书上的材料不多，因之，我们只能以常识悬断。一则，刘、马、褚等人皆是太宗亲信。太宗不是个糊涂人，若无证据，不至赐洎自尽。史书有遂良“执证不已”四字可见。二则褚、刘交谊甚笃。刘洎曾当太宗面，替遂良辩护，谓皇帝若有过失，即遂良不记，后世史臣亦将记载。若说遂良无良卖友，必置洎于死，那么，仇从何生？遂良的“执证不已”，照现在意义来讲，应该是由于站稳政治立场的出发点。三则刘洎为人是很疏略的。他曾经在玄武门，当着太宗抢御书飞白字，登上御床，为群臣奏言犯法当死。那时，欢欣之中，太宗当然一笑置之。及太宗征辽之时，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就难免引起英主的雄猜了。加以病中忌讳不好听的言语，刘洎就不免于死了。他的死，应是死于言语不慎。若说他真有伊霍之心，定不然的。

 

宋苏轼论此事很公平。他说：“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偏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人。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薛道衡的曾孙。他的外祖就是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徵。他的文辞书画，均极精丽。唐睿宗在藩邸时就和他要好，结为亲家。睿宗即位，他有翊赞大功，因此，他被召入宫决事，“恩绝群臣”。他官至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又罢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

 

其地位的重要如此。但他喜与人争权，和钟绍京、崔日用斗心机。后来又因太平公主、窦怀贞谋逆案他知道本谋，赐死于万年狱中。杜甫诗中，屡次咏赞他的书画。宋米芾作《画史》尤其推崇他。

 

以书法说来，虞欧褚三家都是自立规模自开境界的大家，薛稷则为一个褚遂良的忠实继承者。由于他工隶书，锐精摹仿虞褚真迹而尤近褚遂良，所以他虽不能与褚对峙称雄，却是好的学生。

 

虞世南的书法，以智永为师。因之他的用笔点画完全承袭了王右军的方法，而显得格外沉厚安详，有韵度。前人以“沉粹”二字赞美他，实在扼要。但实际上，他的笔力却是异常坚挺，不过不肯露锋芒而已。刘熙载说：“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这正指的是他外柔内刚，不肯露锋芒的本领。世传太宗以他为师，常难于“戈”法。一日写“戬”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笔填满，太宗叫魏徵看。魏说戬字“戈”法学得很逼真，太宗大为佩服。由此可见他的笔法渊微。黄山谷极赞美他的《道场碑》，而不大满意他的《庙堂碑》，后来看到好拓本才佩服了。他的墨迹至今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庙堂碑》《破邪论》等拓本。《汝南公主墓铭草》号称他的真迹，但也未有定论。

 

他的书法境界高，很难学。他的外甥陆柬之从小专门学他。但后世评论以为不及母舅。陆书的《头陀寺碑》《急就章》《兰亭诗》都很有名。近来故宫博物院影印的陆机《文赋》，便是柬之所书。在其中可以看到深厚的兰亭传统，同时也可看出虞陆学王的分界。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书他的本传中说得最扼要。本传说“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险劲”二字说尽了欧书的特色。但越是险劲的字，越是从平稳中来。写字也好比建筑工程，越是危险的工程，越要建筑得平实坚固，使其每一重点，都在力的重心之中。欧书的险劲，原是从极强的笔力和极平实稳固的结构中来的。我们试细看他传世的碑版，如《化度寺》《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皆是极紧密极坚固的风格，一笔一画凝重森挺，而互相钩连揖让。在这样极森严的规矩中放出来，自非险劲不可。因为别人无此坚牢的功夫就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因此别人所认为的“险”，在他的功夫上看来却正是“夷”。本传中所言“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八字很重要。因为这正说明了，所谓险劲的字，正是从碑版正书中放肆出来的尺牍体。而在流传真迹中，如梦奠、卜商、张翰等帖也正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小楷书尤其有名。世传他的小楷《九歌》最整齐，草书《千字文》最有变化，更说明了这相反相成的道理。至于古今来对他的楷书都认为《化度寺》第一。这自然由于《化度寺碑》含有一种在精整和险劲之外的浑穆高简气象。

 

他的用笔渊源，自来论者皆承认“从古隶中出”。他的儿子欧阳通，纯学父亲，而更加强调了隶书中的“批法”。在欧阳通所写的《道因碑》及《泉男生墓志》中，凡字中最后的横画，都成为一种起了锋棱的捺。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一般地说来，欧阳通虽然学父亲，但不曾进到父亲那样高简浑穆的境界，因之其格局较小。明王世贞说：“《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这说明了欧阳通的长处，同时也形容出了他的短处。

 

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法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之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尤其与《礼器碑》（韩敕）相近。这原是由于他的学书源流如此。古人说他“正行全法右军”，又说“伏膺告誓”，黄山谷说他“临右军文赋，豪劲清润”。当然，这是事实。据张彦远所记禁中右军草书有三千纸，每一丈二尺装为一卷。这些都经褚遂良鉴定真伪的。凭这一点，他对右军书法的研究工夫可知了。我们说过，右军运用隶法，写为真行草各体，而不存隶形。遂良则隶形犹在。这是他明白不及右军的地方。但由于他将隶法显著地留在楷书之中，方使后世学者有阶梯从而深入于幼军。这又是他承先启后的大功劳。

 

即以这种阶梯而论，在他本人的学习上也可看出他的进境。他所写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以及《雁塔圣教序》等，按其年代的先后，他的字形变化灼然可知。《孟法师碑》写得早，由于多有虞欧的意思，结字与六朝碑相近，隶形反而不如后来的《房梁公碑》和《圣教序》那么多。这可证明他是在晚年深有悟入有意传下隶法的。

 

在这些晚年写的碑中，真如古人所谓“瑶台青琐、窅映春林”（《书断》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唐人书评语）；但在这种极整齐华美之中，却是“疏瘦劲炼”（黄伯思语），“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王世贞语）。不仅如此，还另有一种“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赵子固语）的气度。凡学褚字的人，如若不在这要点上认识他，只在字形的美丽上求取，那必然越学越远的。

 

薛稷的楷书得到他的十之六七。还有一个魏栖梧也学他得到十之五六。即如钟绍京虽然弱些，也于褚为近。此外，流传唐人的碑志，字形学他的，举不胜举。所以刘熙载说褚是广大教化主。但在褚的系统里，仍要以薛稷为第一。而其所以为第一，则由于能得褚的“疏瘦劲炼”之意。

 

以上仅就楷书方面叙述四家。欣赏的路不妨从这里推进，以旁及于行草。褚遂良尝问虞世南，自己的字何如欧阳询。虞说：“你非好纸好笔不写。他不择纸笔就写。你怎比他？”褚听了很以为然。这一点说明了书家精意写字反不如偶然无意的好。这也说明了各人自己的道行。这对于我们欣赏书法，是有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