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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书家众多，但我们这本小书只想从王羲之、王献之——即所谓“二王”——父子说起。由于二王有无真迹流传下来至今不能论定，因之想根据书迹以论二王是很难的。不过比起张芝、钟繇来，二王总算有多些的痕迹留下来的。我们只能主要根据记载。

 

谈到二王，就不能不谈到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我们知道晋代是讲究门阀的时代。王家和谢家以及郗庾等家族是政治上当权的大贵族。王敦和王导是我们所熟知的晋史上权倾人主的大贵族。他们便是王羲之的从伯父。他的祖父名叫王正，官至尚书郎（所以王羲之生平写“正”字都避讳写作“政”字，帖中常见）。他父名叫王旷，官淮南太守。这个王旷不仅是一个书家，善行书和隶书，并且是一个决大计的智囊。当刘曜、石勒兵陷洛阳，西晋的江山不稳之时，首创过江之议另为司马氏奠定新皇朝，而以晋元帝为这一政权的代表的便是王旷。王旷开启了东晋历史的新叶。王敦、王导等因而得为东晋政权的唯一柱石。王羲之便是这样人家的一个贵公子。

 

羲之字逸少。他在小时拙于言语，但长大了变得非常善辩。当时有重名的周看重他，王敦、王导器重他，有大名的阮裕也敬佩他，他的名声大起。他初为秘书郎，继为庾亮的参军，迁为长史。继拜护军将军，继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与骠骑将军王述少时齐名，但他看不起王述。后来王述作了扬州刺史，官在他之上，并且正管得着他。王述利用地位，处处就会稽郡行政等方面挑剔，他深以为耻，就称病去郡，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这便是相传著名的告誓文）。此后他便由着自己的天性，游观山海，至升平五年五十九岁时死了。死后，朝廷赠他“金紫光禄大夫”；但他的儿子们，秉承先志辞谢不受。羲之是一个有节操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幼时即有骨之称。下面是他在少年时的一件故事。当时的太尉郗鉴派了一个门生到王导家去求女婿。门生回来告诉郗鉴说：“王家的子弟都好。但一听到像你这样的大阔佬要挑女婿，每个人都紧张起来了。只有一个人在东边床上，坦着肚皮吃东西，神气好像没听到这回事。”郗鉴说：“这正是个好女婿！”于是郗家就将女儿嫁他了。庾亮临死时，上表朝廷特别提到王羲之“有鉴裁”。羲之少时和谢安、许询及外国和尚支遁是好朋友。他对于这位东山高卧，打退了苻坚，安定了朝野的大宰相，曾经切实地提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当时有一个殷浩，是声望极高而名不副实的“大政治家”。他素来不重视殷浩。但殷浩虚声已经太大，官位已经崇高，先是薄尚书仆射而不为的，终于作了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综朝政了。这殷浩又专门和刚刚灭蜀的桓温作对头，羲之看出这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摩擦，大不利于国家的安危。他秘密地去苦劝殷浩和荀羡（殷浩的羽翼）务须与桓温团结。殷浩不听，并且要乘北胡大乱，大举北伐。王羲之看出殷浩必败，写信阻止，殷浩果然大败，还不甘心，思图再举。羲之不但又写信戒止殷浩，并写信给会稽王，叫王爷止住这再一次的糊涂冒险。他主张“……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可惜这样沉痛的直言竟不生效。殷浩终于一败涂地，桓温加以倾陷，殷浩竟坐废以死。国家内外的损失更不可意计！羲之比较正视人民疾苦。他在会稽时，朝廷对老百姓赋役繁重，地方上又常遭饥荒。羲之一面开仓赈贷贫民，一面向朝廷抗争。他给谢安写信替老百姓说话并提出实行办法。这种信都在《晋书》中传了下来。他又有一封给谢万的信说：“……然所谓通识，政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算得了什么呢）？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度量才干的人，竟早入山林，一往不返，历来都寄以无穷的叹息。他赋有一种爱好天然的恬退性情。他爱画（相传羲之有临镜自写真），爱山水，爱鹅，爱开一点玩笑，爱写字，爱种些果树和小孩子分着吃“一味之甘”，爱与亲知时共欢燕，谈谈家乡事情，甚至也染上当时的时髦习气，爱一点服食神仙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奉五斗米道的教徒，仿佛服食为分内之事，但这种行为确是当时的风尚）。王羲之的生平大抵如此。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有七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他从小不爱多说话。谢安曾经批评他在弟兄之中最好，为的“吉人之辞寡”。他为人很通脱，曾经到一个顾辟强的花园里去，看看就走了。主人家骂他无礼，他也不在意。桓温请他写扇子，误落了一点墨，他将就着那一点墨，画了个“乌驳牛”。由此可知他不但善书，抑且工画；不但书法方面，并且画法方面也承继了父亲的艺能。

 

他最初做州主簿，秘书郎，转丞。又做过谢安的长史，进号卫将军。后又升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在仕途上比父亲阔得多了。他在太康十一年卒于中书令官位，年四十三。他先娶郗昙女（他的表姊）为妻，后来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做了新安公主的驸马，不得已而与郗氏离婚。他无子，只有一女，曾立为安僖皇后。因此他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他死时，族弟王珉代其官，所以世人称他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他小名官奴。世传《官奴帖》即指的是他。

 

他的为人，很得到父亲“骨”性格的遗传。他数岁时即曾因观樗蒲而面折过父亲的门人。他又曾当面拒绝了宰相而兼父执的谢安，不肯写太极殿的匾额。但谢安死后很多人就现出炎凉世态，对于宰相身后的赠礼说了许多闲话。只有他和徐邈二人替谢安明辩忠勋。最后他又上疏力争，谢安才蒙殊礼。他对中书令这样的贵官是不愿作的。他的《辞中令帖》传至今日，犹足以想见他立身的廉退。

 

我们谈二王的这一切都为的是要容易欣赏他们的书法。但，正面谈到他们的书法反而为难起来。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一件毫无疑问的真迹下来。第二因为古今来对他们父子的优劣评价大有出入。这些评价又都不是外行的比较，但由于批评者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所以参差极大。

 

《晋书·王羲之传》只提到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对于他的学书过程、他与时人的比较都未言及。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采集了一些材料，虽然严格说来，其中不能无疑，但大体总有所本。自《法书要录》以外，材料固多，考信亦难。兹就所知综述如次。

 

羲之学写字是很早的。相传他七岁学书，十二岁窃读他父亲枕中的前代笔论。父亲教以大纲，又从卫夫人受学。他学卫夫人时，自以为很好。后来渡江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等大家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等大家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三体书；又在他的堂兄王洽处看到《华岳碑》。这样眼界更开了，胸襟更大了。回顾当初只学一个卫夫人徒然耗费年月。他就在众碑里学习，才成为自己的字。这相传是他五十三岁时自己说的。

 

但这不是说，他只是这样滥学就能成功。他自己苦学的是隶书。他与之争衡的是钟繇和张芝。钟的正书（楷）和张的草书实际上皆系隶书的发展。因此他的学钟张，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展。换句话说他所专精的是隶书。这证明他虽博览，却是为了约取。他之所以能以书法称圣，树立了永远不朽的传统，皆由于此。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他又说：“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这话看，他承认了自己的真书（楷）胜过钟繇，草书不及张芝。其原因是张芝对草书实在太用功了。现在钟张的真迹一字无存。即使就墨拓流传的字来看也实在难于分别高下。即如钟繇的字世称他与胡昭同师刘德昇。胡的字肥，他的字瘦。而唐太宗又嫌他的字“长而逾制”。这些话都决不是无根据的。但我们所见墨拓中钟繇的字如《荐季直表》《宣示表》之类皆是肥而短的，正好与前二说相反。只有《宋拓兰亭续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笔画瘦劲却又不见“长而逾制”的地方，并且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王羲之临的。由此看来，既无从寻到毫无疑问的钟繇真迹，自无从比论钟王。至于张芝之例与此相同。

 

不过，我们还是以为这些旧说有其相当的道理的。我们试验校诸书，有的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有的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又记载庾翼看到羲之给庾亮的章草信，深为叹服。庾翼写信给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狼狈遂乃亡失，常恨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一切都证明了，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炉火纯青，为大家一致所推崇，甚至评之与张芝齐等，过于他自己的评价。

 

我们要想肯定这个问题，可试先看一看真赏斋所刻（或三希堂刻）的《万岁通天帖》。在这些帖里，那些王家的名公们所写的字都是一种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这种样子的字，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字体，不仅王家的人如此，郗家、桓家、庾家等一时名士无不如此。这一种时代的风气，是和王羲之的字体截然不同的。我们今日看去，即使不学字的人也一眼就看出其不同来。这时候王羲之的字体还不流行。到后来羲之的那种安详严肃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终于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爱好。当羲之的新体流行直打进庾家范围时，庾家青年都学这种新体。庾翼气得喊出：“儿辈厌家鸡爱野鹜！”（不学自己家里旧派字，偏要学王家的新体！）但，就是这同一个不服气的庾翼到后来也不得不赞美羲之的“焕若神明”了。王羲之的新体自此以后方才如日中天，并且永远如旦不夜。

 

他的字形是多方面的，正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等都能精工。但一切都是以隶书作为根底的。他的“如斜反正，若断还连”“金声玉振，左规右矩”“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笔势和字形，都是从变化隶法而来。他的天资比钟繇高（当然根据墨本此较），因之正书比钟繇姿态多。他的草书，以我们看来，实在也比张芝好。理由是他运用张芝的使转，而更加了收敛和含蓄的巧妙。但他自问不如张芝，我们猜想除了他自以工夫不及张芝外，他还不免囿于时代性，认为张芝纵肆的大草比他严肃的小草强；他还不曾自己认识到这种小草新型的进步的价值。

 

至于献之的造诣，从父亲得法是无疑的。他又兼取张芝，别创法度。由于他的天资高，使人觉得他下笔特别出众超群。所可惜者，死得太早。如若不然，他可能超出他的父亲。他与谢安论书法，自以为过于其父。这被唐太宗和孙过庭大加批评，实则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才华，咄咄逼人，如若活到六十岁，一定要超出羲之的。

 

前辈评论羲献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是不必要的。有人说羲之“内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明朝的王世贞则举他的《辞中令帖》为例，评之曰“遒逸疏爽”，并说李北海、赵松雪由此而来，颇为中肯。赵松雪则极力推崇《保母碑》，但好拓本从未见过。赵又推许“十三行”，认为“字画神逸，墨采飞动”。这些在我们都可以同意。刘熙载著《艺概》比羲献于胡质胡威父子，很有趣。我以为论书才是儿子高，论书德是父亲厚。

 

最后，关于羲之学隶书的“隶书”二字，有一派学者另有一种解释。我想在此有所申述。原来，“隶书”“分书”“真书”（即“楷书”）三个名词，在许多人的概念中，常常是混淆不清的。有的人以为汉代人书笔画中无挑者为分，有挑者为隶。有的则引毫无根据的“蔡中郎”八分二分之说作为分隶之辨。这些话都是事实上自相矛盾，经不起考较的（本书不详述）。吴稚鹤先生说得对：“隶自秦兴迄于隋唐，皆谓之‘隶’；无所谓‘分’也。自晋始有‘分’之说；晋以前无有也。晋之名‘分’，以自来之‘隶’为‘分’，而以真书为‘隶’。立界不明，纠纷起矣。唐张怀瓘详列书品，于当代名能‘隶’书者，若韩择木、蔡有邻辈，列为‘分’书名家，而于工‘真’书者，若虞欧褚薛等，则列为‘隶’书名家，有此一证，不待辩而自明矣。”吴先生这个说法是非常简明扼要的。换句话说就是“隶书也叫作分书，真书也叫作隶书（有的人把真书叫作今隶，以示区别）。其开始钩连混淆则由于晋时的以隶为分而以真为隶”。从载籍上考之，事实也是如此。

 

但，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名词上的钩连混淆处，因而推论王羲之所写的隶书，便是真书，更进一步推论王氏父子根本不曾写过隶书，那就不对了。

 

根据载籍，羲之的学隶书是非常显著的事实。根据二王的字形与笔法，更可以确见其由隶书演进的趋势。因此，不能凭空说，由于真书是隶书的一种别名，从而抹杀王氏传隶书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