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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书法沿革以前，先说这么一个故事。清朝的阮元是大书家刘墉的学生。阮氏是主张“南帖北碑论”（南北书派论）的。他研究中国六朝以来书派，认为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是二王等人流传下来的书札；一是各种碑版。东晋南迁，行押书大为流行，便成为后来的帖学；而北朝自魏以次流传下来的多是石刻碑版。这一派在南朝帖学流行时衰微了。他主张要兴起北碑来，以济帖学之穷。他认为他的老师刘墉只是囿于帖学，所以写信婉劝老师要参入北派的碑学。但是老师回了他的信，对此一字不提，只说你作官的地方火腿极好，老人爱吃，可以常常送到北京来！

 

这一故事是很有味的。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一、老师不屑回答学生的建议，也许根本认为学生的看法不对，也许自己还不曾弄清楚问题。二、学生的看法，已经触及书法演进的趋势，包含了书法中的时代性了，但他的看法显然是从字形的角度出发的。北朝流传下来的碑版字形皆是斩截的方笔，锋锷森严，与南帖中的行押书流媚圆转的笔势大不相同。他当然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渊源的流派。鉴于宋以后帖学相承笔势由圆媚而日趋薄弱的现象，他主张学北碑以救帖学之“敝”，也是很自然的。三、由于阮氏限于所见的资料范围，只从字形看问题而无从在笔法上去看，所以他虽然触及书法的时代性，却未能抓住要点。这一点正是我们和阮氏不同的地方，从而也不能同意他的南北分派的论点。

 

当阮氏立论之时，正是六朝碑版不断出土的时候。而六朝的真迹却几乎稀如晨星。不仅如此，即唐宋以来的真迹，也极少为人所见。经明清收藏家如詹景凤、华夏、安仪周、梁清标等人流传下来的真迹，几乎全归清内府。私人偶有一二真迹，往往一生珍秘不肯说出，更不论拿出来给人看了。清内府所藏真迹的一部分，乾隆时虽经刻入《三希堂帖》，但此帖例赏王公大臣，作为特殊恩宠。士家已不易见，何论真迹。因此吴荣光得到唐人写经七行刻入《筠清馆帖》中，已经诧为奇宝。一般书家只要看见唐写，便认为是钟绍京真迹！在这种情况之下，阮氏只能根据拓本的字形来论书法，原极自然。

 

但真迹与拓本之间，最大的差别即是真迹能见笔法，而拓本不能，至少不易。刻本比起真迹来，总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再经纸墨拓出，更必走样。宋朝米芾论书就是主张看真迹的。他说“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始得趣”。这里所谓的“得趣”正是说只有在真迹上，才看得出用笔的起落和转折往来。阮氏未能多见六朝以来的真迹，仅凭墨拓本，所以不能得要。

 

阮氏之后，敦煌石室被打开了，六朝、隋、唐、五代、宋等时代的写经及其他墨迹大量发现。目前，清故宫真迹也大量与人民相见，东南藏家的真迹也陆续涌现。我们有幸纵观，而得到比阮氏更正确的认识。我们方知，在这无数的真迹中，显现出时代尽有先后，地域尽有南北，而用笔却是一贯的。北魏，以及东西魏，乃至北齐、北周的经卷，其下笔起落与晋人简札并无不同，虽然字形有些差别。至于隋唐之际，许多书家如虞、欧、褚，他们的字形仍然保留了六朝风格，与碑版相似。而这些人都号称是王右军南帖流派的。即如《龙藏寺碑》，不但其字形极近褚遂良，其用笔与虞褚也完全一致。但若专就其字形而论毋宁尤近六朝碑，其用笔也与六朝写经一致。即以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而论，字形与六朝碑最近。他写的《房梁公碑》及《雁塔圣教序》，在字形上仍保留汉碑间架，而其落笔却与晋人一致。由此可证“南帖北碑”之说，是强行分割的，无根据的，不必要的。我们应从用笔上看出其历代相传的延嬗性，从结字上看出其因时相传的时代性。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书家的个性。

 

我们书法的时代特色是表现在字形方面的，但也有例外。流传最古的是殷代的甲骨文字。最妙的是这种文字至今仍可看见笔写的实物，可以看到其用笔的起落。这种文字笔画比较简单，字形大概是向上下舒展的。大略所谓篆字结体都是这样的。这一种字形，以及沿着这个源流而发展下去的一类彝器如曶鼎、大盂鼎等都是如此。其次，渐渐便流衍而成为纯正的宗周风格，如毛公鼎、颂鼎、史颂鼎等，字画圆浑凝重之中而有汪洋之意。其三，是荆楚一带宽博的书法。这是宗周同时的别派，如最著名的散氏盘可以为代表作品。在这以后，逐渐便流衍为其第四派的书法。这一时字形逐渐变迁，已孕育了后来秦帝国时期书法的萌芽。例如虢季子白盘及石鼓，前者含有周代的风气多，后者则含有秦代的风气多。这四种篆书都属于所谓大篆的，尽管其中笔画有肥瘦的不同，字形的长短阔狭也不一致，但皆显著地呈现出周一代的特色，大体上说来是凝重中带活泼，字形自由而浑厚。这以后，便入于秦帝国时代了。秦时篆书，李斯等人有改革的大功。字形的特色一般更趋狭长齐整，号为小篆，这可作为其五。这一时期可举泰山刻石及琅琊台刻石为例。但在此时期有一种政府的诏版、瓦量及秦权，字形却趋于横方。这在当时是一种简易的体制，已经孕育了汉隶的萌芽了。

 

其六，便是汉朝的隶书。汉朝隶书承秦时简易体制的篆书而来，因而正式承认了、利用了这一体制而加以改进。由于汉帝国时期甚长，隶书的流衍既久且广，因之汉隶形体五花八门，种类多极了。在书法上说来是一大渊薮。总括其特色是字形的向左右发展，坚挺方折，恣肆而秀逸。笔画起落，轻重分明，而又多变化之美。在晚近发现的大批汉木简中以及出土的陶器上朱砂的题字上，皆可清爽地看到汉人的真迹。

 

其七，是由魏至晋的楷书及藁草。原来草书和楷书都是从秦汉的隶书演进的。到了魏晋方算成熟。因之这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并且影响后世，直到今日还在发展之中。这里面出了“二王”的父子书圣，其威力发挥至今犹在。这时代的特色是用笔的方法，由于楷书的成熟而愈加明白、愈加确定了。在这以前虽然用笔的方法随着自然的趋势向前发展，虽然在其中也突出地涌现了许多特殊的书家，但所谓“八法”的明确分工学说，始于此时期中。这学说虽然逐渐发展到隋僧智永，方算完备，但也不能归之于智永一人的发明，而是魏晋旧说，发展至陈隋而大备的。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确立的时期。由于草与楷的确立，积累了书写的经验，从而“八法”学说才生了根。批评书法的标准，由于“八法”学说的确定，而得建立巩固，一直以此标准，影响到今日。张芝和钟繇的墨迹已不可见。在“二王”以前的墨迹，传至今日还存在的也只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了。对于这一帖，虽然也还有一些人发生异议，但就其流传的端绪，以及用笔字形考查，是“二王”以前的真迹，实不容疑。这一帖是充分地表现了古拙又兼灵秀的书法特色的。

 

此外，在魏晋后期，流衍了秦篆书法的，要以魏正始三体石经为代表。在这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小篆虽由秦篆而来，但又与秦篆相异。那种秀劲圆挺的用笔与字形，实具备新的时代意味。篆书一途，自此而后只有唐朝的李阳冰号称直接李斯。宋朝人的篆书已失古意，近于行楷。虽然元朝的赵孟頫力求复古，但也终是循着这一路走。明朝的李东阳篆书，虽享盛名，也有传授，但终无法大振。到了清中叶邓石如起来，篆书才大发声光。但邓书确是以复古为革命的新派。他用羊毫笔从容舒服地写大小篆，实为一大创获，应该专题别论。单就二李传统的篆书而论，可以说是衰微千余年了。

 

代表六朝至隋的时代，以六朝碑志及写经为最显著。这一派的书法，其用笔几乎完全一致地遵守了八法的原则，而刻露地表现每一笔画的特点，毫不含糊。加以用笔是那样的纯熟，几乎与严格训练的军队一般，步伍整肃。其中的部分写经及部分石刻，虽有些许庸俗的倾向，但规矩不失，仍为书法的正传。这一时代的种种字形与风格，千门万户。后来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这广沃的基地上生根发芽的。我们试一检阅盛唐的写经，其精能璀璨，超越六朝，但一点一画皆是发脉于六朝的。我们常以为唐人书法承袭六朝，发挥有余，光大不足。中经湮灭，到宋元以后，衰歇无闻。自从升元、淳化等墨拓大行，陵夷之极，遂使阮元发了那样一套议论。敦煌大启之后，我们凭借的资料大为丰富，真正的翻新光大，还在将来。

 

在唐人法书之中，又可大约分为二阶段。前一阶段可以虞欧褚薛等人为代表。他们一面是六朝法书的善继者，一面又是大唐法书的创造者。其特色是谨严华妙，格局众多。其后一阶段可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他们完全精通了虞褚的各种技法，并知道这种技法的渊源实由汉隶及右军而来，因之他们会变化得成为自己一种新面貌。他们既善于继承，又善于开辟。至于草书，颜柳之外，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争奇竞秀，各有千秋，又另是一种境界。

 

杨凝式是五代的人，但他的书法和李建中开启了有宋一代的书法先声。宋人学书多以颜真卿、杨凝式两家为依归，而从这二家以追右军。到了苏黄米蔡四家才正式成为赵宋一代书法的局面。一般说来宋人书法多能心通古意，别启新图。其中黄庭坚深悟用笔与苏轼在笔法上浅尝者不同，但其意境新颖则与苏相似。米芾的字形奔腾变化，与蔡襄从容守正不同，但其专心学古却极相似。前二者可称新派，后二者可称旧派。

 

元朝赵孟頫的崛起，在书法史上放了空前的复古集成的异彩。元朝一代人的书法几乎无不在他的笼罩之下。乃至明清二代以至今日，凡有志学书，探讨古人笔法的无不从他问径得法。严格说来，自赵之死，谓为书法失传不为太过。

 

书法到了明朝，前一大半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摹拟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如有特色，只可以摹拟为特色；其间出名的人也很多，但都少创获的能力。只有到了末期出了一个董其昌，算是结束有明一代的大家。董在历朝摹拟的重压之下，天资独出，起承逆流。他能别出新意自成一家以对抗这一代的摹拟风气。此后一直到清初乾嘉之际的书法，几乎都是他的风格领导着的。他的字形和分行布白都与古不同，而用笔却属一致。虽时有软弱之处，大体不差。

 

清朝书法在早期完全为董氏所统治。乾嘉以后，所谓的台阁体更加流行了。由于完全不讲笔法，而真正的书法就衰亡了。这种风气到解放前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极端荒芜纷乱的现象。但另一面由于羊毫的盛行，古碑刻的出土，自邓石如以后，另开了一片羊毫书法的世界。这羊毫世界，虽然其中多半违了笔法，但却也另具一种新的境界，不过这境界并不是很高深旷远，字形也较庞杂。

 

大体上说来各时代的特色略如上述。这其中，我们所要着重说出的是，自从王羲之精于隶法独成新派之后，中国书法的传统已与他分不开了。唐太宗时最大的书家虞欧褚薛无不从王氏得法。自颜柳以至宋四家，也全是以王氏为指归。自赵孟頫以至董其昌更是明白地有志承继王氏。即使清朝以来，书法衰歇，但凡是学书者也无不拱王氏为北辰。所以尽管各时代的特色不同，而其中自有一条无形的线，将其联结起来，成为一贯相承的脉络。这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一大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