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言

古代的学生运动，如推溯其源，则源自东汉。古代学子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传统，也曾经爆发出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主要以请愿和讽议为主。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以及演变到后期的党锢之祸，宋朝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以及近代的公车上书等。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在这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年月里，面对外戚宦官主持朝政，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渺茫，有气节的士大夫大多退归田里，而东汉桓帝年间多达3万余人的太学生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黯淡，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他们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史，惩处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贿赂不遂，便诬陷他侵吞军饷，判他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正直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东汉末年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然而，宦官们伺机反扑，终于酿出党锢之祸。在后期的“党锢之祸”中，太学生先后被捕者竟达千余人。

 

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逼近东京，宋徽宗借口患病，于十二月慌忙传位于太子赵桓（钦宗），朝野一片混乱。太学生陈东等人召集了700多名太学生，跪在皇宫正门宣德门（今御街）前上书救国，在李纲等主战派官员的协助下，蔡京等六贼得到应有惩罚，李纲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人心大快。靖康元年（1126）一月，金兵攻城，徽宗南逃，钦宗及丞相李邦彦一伙投降派苟且偷安，力主乞和，借口罢了李纲和赶来救援的抗金将领种师道的官职，一时民怨沸腾。二月，陈东又率领太学生数百人到宣德门前伏阙请愿，东京数万军民也前往声援。但上书后钦宗竟传旨金兵退后再用李纲，愤怒的群众砸毁了宣德门前的栏杆，又赶到东华门（今东华门街）敲打登闻鼓，因久不见回音，又将登闻鼓砸烂。宋廷调打手欲施高压，陈东等临危不惧。民众怒火更加高涨，钦宗怕激起民变，被迫传旨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官职。宦官朱拱之有意拖延传达旨意，被人群当场打成肉酱，并一连打死恶宦官30余人。李邦彦退朝，被围住大骂，吓得他赶紧逃窜。直到李纲、种师道登上宣德门和大家见了面，请愿人群才欢呼散去。后经军民同心抗敌，金兵仓皇退离。

 

明朝天启年间的东林党运动也是有学生参与的。东林党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东林党认识到，要澄清吏治，首先要严肃京察，限制最反动的上层官僚和宦官的特权。他们抨议朝政，反对宦官们的腐败，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形成了一股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李鸿章，拒绝签订《马关条约》，继续抗战。5月2日，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1300多名举人，在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的发动下，联名向清廷上书请愿，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因汉代举人孝廉乘公车赴京，以后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