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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由国家办学，就是所谓王官之学。这种教育制度的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这种官办的学校，教育大权由贵族垄断，只有社会上层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而平民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文化教育没有下移，民间不能流传学术文献。

 

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已经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那里的文化典籍也散失四方，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平民中间去了。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也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局面，他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

 

孔子30岁时，他开始在民间创办私学，“始教于阙里”，并以小型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始了儒家学派早期的学术活动。

 

这时的孔子已是一个鲁国人所周知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知名人物，求教他的学生自远方接踵而至。从他30岁起，一直到他仕鲁之前，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创立私学和从事传授“六艺”的教学方面。大约在孔子30岁时，他开始招收第一批弟子，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主要是技艺、节文之事。这些课程在周代是属于小学的课程，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多从事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准备由他们担负起闻道救世的重任。

 

在孔子34岁后，他所创办的私学在鲁国已有很大的名声，连鲁国的贵族也将自己的子弟交给孔子教育。孔子之所以办学成名，也是因为他看到鲁国贵族在当时需要自己出来重新恢复礼乐文明。从此，鲁国掌权贵族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做了孔子的弟子。自此之后，孔子办学的经费得到了国家的补给，私学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

 

孔子教学活动的一个很大特点，是结合社会实际进行教学。在孔子以前，夏、商、周贵族学校是“学在官府”，教育内容十分简单，谈不上有多少理论性、知识性的教材，这与当时的文化尚处于较低水平有关。孔子在教学中，仍然采用这种礼、乐、射、御、书、数的课程，使他的学生在这六个方面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他又对教育内容作了重要改革，他研究整理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从中选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科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或“六艺”。

 

孔子办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一大批能够参加春秋后期政治改革活动的志士仁人，因此，从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出发，他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将“德行”置于诸科之上。“有教无类”是孔子提出的口号，也是他创办私学的最大特点。所谓“有教无类”，历来有不同解释，或指出身、贫富不分类，或指族种、地域不分类。这种不分富贵贫贱一律教育的做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是自孔子创始的，对于当时的贵族政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孔子教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相传他门下的学生竟达3000人之多，其办学规模可谓空前。由此可见，孔子办学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对象。他创立私学，教授弟子，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实，在春秋时代，私学的出现，不只是孔子一家，在孔子之前，或与孔子同时，就有许多著名学者兴办私学，只不过是以孔子兴办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而已。孔子办学之后，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古代中国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学术团体，许多著名学者带领门徒四处讲学，于是百家争鸣蔚然成风，形成了春秋战国的众多学派，出现了一种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新风气。

 

私学的兴起冲破了西周官学等级森严的旧传统，使学校从宫廷、官府移到民间，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以私人身份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为广泛的联系。由于各家各派相互争论，又相互补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繁荣，同时又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还造就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等。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还促进了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中庸》、《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等理论，成为这一时代丰富的学校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理论的基础。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并且私人讲学之风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