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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一般老百姓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然而辗转传递，缓不济急，且易延误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鸿雁传书”一类的故事。

 

“鸿雁传书”是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因为鸿雁属定期迁徙的候鸟，信守时间，成群聚集，组织性强。传说苏武牧羊曾把书信缚在雁足之上带回祖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鸿雁传书”。所以，信又有了“鸿雁”的称呼。今天人们依旧把鸿雁作为邮政通信的象征。这也可见老百姓通信的困难。

 

在封建专制的2000多年间，历代皇朝几乎从未考虑过普通百姓的书信邮递问题，于是一种以代传书信、包裹、汇兑银钱的民用通信机构悄然兴起。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就已有“私传”与“私邸”出现，私传专为提供商旅往来食宿之便，私邸则为满足商贾存放货物之需。有时，私传、私邸也兼管捎带私人信件，但不是必营的业务。这些私传、私邸一般均为门阀权势之家自办。平民百姓的信件传递仍是难于上青天。

 

民间通信组织的形成，大约始于唐朝。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做“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数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

 

到了明朝才正式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乡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而后逐渐形成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民信局由私人经营，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一方面是哪里有利就在哪里办，偏僻地区无人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招揽生意，竞相为主顾提供方便，如派人上门收取信件、汇款，收费也可以记账等，促使民信局得到了迅速发展。

 

清同治年间是民信局的最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之多。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民信局之间互相联营，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自宋、元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有的为了谋生，被拐骗国外做苦工，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要与祖国亲友通信，或将物品和汇款寄回祖国，“侨批局”也应时而生。“侨批局”实际上就是侨信局，因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所以，把为华侨通信服务的侨信局习惯称为侨批局。由于侨批局对华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几乎垄断了华侨寄信和汇款的业务。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任凭侵略者侵夺我国邮权，并伙同洋人利用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强令民信局登记，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发运邮件，并采用资本主义的竞争手段，将大部分民信局置于无法经营的境地。到1935年，民信局已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办，而侨批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尚有10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