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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对“会馆”的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

 

中国的会馆，兴起于明代，鼎盛于清朝，衰微于民国时期。会馆的繁盛与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密切关系。它分为“同籍贯的”会馆和“同行业的”会馆两大类型。

 

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明末即开始大量兴建会馆。

 

清代以后，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北京前后设有会馆500处以上。与此同时，国内其他著名商埠集镇，如天津、济南、上海、南京、汉口、杭州、开封、广州、长沙、内蒙古多伦诺尔等地也先后设立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

 

会馆的设立，首先是经商活动的需要，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物资大都汇集于此进行贸易、储存、转运，使会馆成为一个物资贸易中心。

 

其次，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拥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但是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是负担不起的。为了解决举子们到京后的住宿问题，会馆便应运而生了。“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做“试馆”。这类试馆在北京所有会馆中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

 

随着清朝末期科举制度的废除，这类会馆的试馆功能丧失。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等，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人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供祭祀乡贤或燕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所以，近代徐珂说：“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

 

作为“同行业的”会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一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做“行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由同行业组成的；另一种则是冠以地名的会馆，缘因当时北京有不少行业的商人和从业人员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人互相援引而来的，形成行业的地区垄断，因而这些行业的会馆就以这些人的家乡为馆名。但实际却是行馆。如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山西布行商人建立的晋翼会馆等。这类工商会馆北京约有20多所。工商会馆的始建时间，大体上是在明末清初。最早的工商会馆如颜料行业的山西平遥会馆、粮油业的临襄会馆，都建立于明朝。

 

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量建立新会馆上，而且更表现在会馆宏伟的建筑规模上。如开封的山陕会馆，由清乾隆年间山西旅汴客商集资兴建。道光年间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1933年甘肃商人加入，又易名山陕甘会馆。该会馆建筑巍峨壮丽，布局严谨、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三绝”。会馆前雕砖砌成的照壁甚至雕有一对小巧玲珑的算盘和账簿，显露出会馆浓郁的商业气氛。馆内关帝庙有关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钟楼上有“关公斩蔡阳”的木雕，牌楼有“关羽封金”、“脱离曹营”、“过五关斩六将”等雕刻。牌楼下部抱鼓石有“狄仁杰登山望母”、“薛仁贵汾河湾夫妻相会”等雕刻。山西商人把乡土题材融于建筑艺术之中，使人触景生情，亲切异常。

 

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凡逢年过节时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酬演戏。有时在商业活动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凡会馆多建有戏台，汉口山陕会馆内就建有正殿、财神殿、七圣殿、文昌殿四座戏台。河南洛阳的山陕会馆戏台建于清乾隆年间，戏台高25米，下面两侧为出入通道，屋顶为双层歇山斗拱，可容数千人台下看戏。每逢节日喜庆，会馆礼聘山西梆子戏班来此演戏，锣鼓齐鸣，招来众多观众免费看戏。河南南阳社旗山陕会馆，戏台分三层，是除北京皇宫畅音阁、颐和园、德和阁之外国内唯一的三层戏台。最高处有25米，相当于今日的8层楼高。中间广场可容千人看戏，两侧厢楼以木柱隔成50间厢房，设有500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