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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地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我国最早关于通信的记载，来自甲骨文。甲骨文中有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边戍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有“来鼓”二宇。经专家考证，“来鼓”即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在《诗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就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兵传递的官府紧急文书。“简书”出于殷末周初（公元前12世纪~前11世纪），这也就是邮驿的前身。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现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就是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1982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作为长城重要组成部分的烽火台，就有着观察和通信的功能。

 

据历史记载，在2700年前的周幽王时代，就有了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方法，并有“骊山烽火换美人一笑”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不仅描述了当时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情况，同时也告诫后人，不管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都不能拿通信当儿戏。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来犯，采用“烽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据《周礼》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1972~1976年在居延曾发掘出汉代木简3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500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500人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还记载有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汉代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舟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2万多人，其中驿兵17000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150里。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把驿骑比做流星。唐天宝年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3000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500里，银牌400里，铜牌300里。实行每到一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递。急递的驿骑马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12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在湖南一处秦墓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元代，由于军事范围和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至明朝，才正式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信方式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