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对于孔子思想体系中所谓“人”的概念，学者有多种解释。有人把《论语》中的“人”和“民”进行比较、考证，认为“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第一》)。其中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人物。在孔子思想中，“人”的主要意义是泛指，不是指特定阶级。也有人从“人”的广义的概念上衍生出具体意义。如“女得人焉耳乎”(《论语·雍也篇第六》)和孔子称管仲为“人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的“人”是指人才；“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篇第一》)和“人皆有兄弟，我独无”(《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的“人”是指他人，与“己”或“我”相对；“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论语·八佾篇第三》)中的“人”置于地名之后，表示某地的大夫；等等。

 

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人”的观念逐渐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思想家虽然还不能直接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已被明确地放在人的附属地位。如郑国巫者裨灶预言郑国将遭火灾，要挟郑人把镶，子产斥责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虽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少也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第九》)，做过小吏，社会生活的接触面比较广阔，在社会动荡、激变的大变革时期，他了解到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实际情况；加之“好古，敏以求之”，他学习历史，对照现实，分析问题，认识到社会动荡、激变的危机主要来自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他以前瞻性的眼光，要求对于人事、对于人的价值要有所重视，提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的理论。这在我国思想认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时代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庄子·齐物论》里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语·述而篇第七》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说明孔子对于天、命、鬼、神、怪等“六合之外”的事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的。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一》)《论语·述而篇第七》载：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便怀疑地问是否有这回事。子路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引用祈祷文说“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便揶揄子路说：“丘之祷久矣。”即我早已祈祷过了，可我的病却毫无起色。言外之意就是根本不相信上下神祇的存在。这种对于人事以外的鬼神所持的不可知或怀疑的态度，说明了孔子对于人，对于人事的重视。对于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人殉、人祭制度，孔子也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孟子曾引孔子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反映了孔子在当时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认识。孔子不仅看到了人的价值，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一些独到见解，深化了他对于人的认识。如“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篇第一》)；“节用而爱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第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等等。从孔子这些论述中可知，他确立“仁”的概念，是以“人”为前提的。

 

孔子还按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善人、成人、君子和小人等。圣人是指具有超凡智识，又能为人类谋福利的杰出人物，“圣人耐(能够)以天下属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篇》)。善人是能本着仁道的原则，消除残暴祸害人民的统治者，“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成人即今天所谓的完人，《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聪明)，公绰之不欲(不贪得)，卞庄子之勇(勇武)，冉求之艺(多才多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长处穷困)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以看出，孔子所谓成人分古、今两种，古之成人是最理想的，今之成人是次之的。君子和小人这两个概念，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是对比出现的。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第四》)；“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同前)；“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罕篇第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篇第七》)；等等。上述所罗列的“君子”和“小人”的种种思想言行，是以道德品质的高下作为评判的标准的。

 

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研究与实践考察，在统治者不把人作为人看的情况下，孔子重视到了人的价值。他的仁爱思想，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发展人的独立人格，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