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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王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杀人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地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融入了自己的希望。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作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儿地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孟子清醒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