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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监狱更加发展和残酷。明代的厂卫监狱和清代的文字狱是这一时期监狱的独特形式。

 

明朝的厂卫，是由宦官和侍卫组成的特务机构。厂，指的是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宦官组成的特务机关，其中西厂和内行厂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东厂设于朱棣朝永乐十八年（1420），直到明亡为止，前后二百二十余年。卫，指的是锦衣卫，是皇帝的禁卫军“上十二卫”之一，成立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到明终为止，前后共约二百六十年。不难看出，明代的特务政治、厂卫制度的根源，正是皇权极端强化的结果。

 

厂卫不仅有权侦察、逮捕犯人，还设置有刑讯、拘押犯人的监狱。厂由宦官头太监主持，太监可以参加三法司会审。依旧制，三法司五年一次大审录。但是坐在三尺之坛中间的不是最高司法官，而是司礼太监。三法司的首脑只能坐在左右，唯唯诺诺，按司礼太监的命令行事。案件的出入轻重全看太监的意图而定，三法司一点儿也不敢违抗。这是因为天下官员的升迁削夺，全部取决于太监。文武百官要在朝中站住脚，就都必须交结宦官。就连极富政治才干的张居正，也是靠千方百计笼络交结宦官，才排挤了政敌，获取了内阁首辅大学士的地位。他拜谒太监冯保，所投的帖子自称“晚生”。凡是不依附宦官的大臣便遭到排挤，凡是上奏折揭露宦官的人，必然受到陷害。

 

厂卫特务可以任意私设刑堂，对人拷打逼供，叫做“打桩”，向被害人威吓敲诈钱财，叫做“干醡酒”，还有一种叫做“搬罾儿”，对人的殴打“痛楚十倍官刑”，并逼着被害者牵连富庶的人家，由富家出缴钱财方无事；如不交，或交不足，就捏报皇帝，使其下诏狱，多“立死矣”。太监尚明掌领东厂时，“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厂卫特务在刑讯时使用了大量的法外酷刑，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如剥皮、刷洗（把犯人身上浇上开水，用铁刷刷去皮肉）、枭令（以钩子钩背，把犯人悬挂起来）、称竿（把人绑在竹竿头上，另一头悬石头称之）、抽肠、割舌、断手、剁指、刺心、肢解、断脊、腐刑等等酷刑。明神宗万历年间，刘瑾时创大枷重至一百五十斤，负者“不数日辄死”。刘瑾还创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

 

锦衣卫下设十七所，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锦衣狱”，又称“诏狱”，指的是不经过法司，直接由皇帝下诏审理的案子，并设有专门的狱所。历史上汉唐两朝都曾设过“诏狱”，但时间都不长，只有明代的诏狱历时最久，也最阴森残酷。锦衣卫掌领诏狱要受宦官监视的，司礼太监往往是厂、卫兼领，一身而二任焉，并在锦衣卫中安插自己的党羽。

 

北镇抚司所掌管的诏狱，“幽挚残酷，害无甚于此者”。在这里被折磨致死的官员史不绝书。朝官们只要稍许触犯了太监，就被下狱整死。宦官王振当权时，翰林侍讲刘球因在上疏中触犯了王振，立即被逮下锦衣狱，并派人夜间将其残杀，肢解尸体，埋狱后隙地。家人寻尸，仅得一手臂。刘瑾当权时，构诬陷害，诏狱人满为患。其中御史涂祯仅仅因为还朝时路遇刘瑾止行长揖礼而未跪拜，刘瑾便将他逮捕下锦衣狱杖死。

 

但是，最惨绝人寰的是大奸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天启五年，魏忠贤诬陷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受赃，将他们逮入诏狱。施用“全刑”拷打，即械、镣、棍、拶、夹棍，“五毒备具，呼沕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没有多久，六人就全被活活折磨而死。一年之后魏忠贤又兴大狱，逮捕了周起元、李应声、黄尊素等七人，犯人被迫害死后，停尸狱中数日，才抬出令家属收埋，这时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发臭，尸虫爬满了全身，面目已不可辨认。

 

明代厂卫特务的侦缉、刑讯、残杀以及对犯人的虐待和折磨，都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也不受任何法司的干涉。由于厂卫特务最接近皇帝，而皇帝也正需要一支灵活、残暴、打击异己、防范人民的“别动队”，所以厂卫特务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特务头子专横擅权，归根到底还是皇帝做后台。厂卫头目的命运也操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一旦发现这只走狗已经无用了，这个特务头目就立即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明代的几个厂卫头目最后的下场不是被赶跑（如汪直、冯保），就是被诛杀（如刘瑾、魏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