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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不是后代的斩首，而是腰斩。斩首用刀刃，而腰斩用斧钺。“斩”字用“车”作部首，是指它的本义与车裂相同，都是使人的肢体分裂；偏旁为“斤”，就是斧头，指行刑时用斧或钺。钺是大斧。《周礼·秋官·掌戮》篇的注解说：“斩以斧钺，若今要（同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这里把斩和杀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

 

先秦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指腰斩。例如，《庄子·胠箧》篇云：“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这里的“斩”即“腰斩”。再如《韩非子·说疑》篇列举了夏代关龙逢、商朝比干和春秋时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冶、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等六人都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国君，或被杀，或自杀，“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又鲁定公十年（前500），鲁与齐两国之君在夹谷会盟时，倡优和侏儒上前演戏，孔子认为不合礼节，向齐国提出抗议，齐国国君不得不让有司依法惩办优人等，使他们“手足异处”。以上三例所说的“手足异处”，显然指的腰斩，因为斩首不会手足异处的。

 

远古腰斩使用的刑具叫做铁质。铁即大斧；质或写作吽，或称椹质、谌吽等，即用斧砍人时下面垫的木砧。《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君不忍加之以铁吽”的话，前人注曰：“铁吽，要（腰）斩之罪。”《战国策·秦策》记载范雎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腰）不足以待斧钺。”此语谓他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纤细的腰经不住斧钺一砍，所指的处死方式分明是腰斩。又《汉书·项籍传》中的“孰与身伏斧质”一句后颜师古注解：“质谓呏也。古者斩人，加于呏上而斫之也。”从颜氏的注解可以看出，腰斩在行刑时，人伏在砧板上，刽子手举斧砍断其腰，这斧与质是分离的两件东西。后来，这一套刑具发展演变为用轴连在一起，铁演变为铡刀，质演变为铡墩。所以，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将“铁”释为“抁斫刀也”，即铡草的刀。《汉书·戾太子传》载“不顾斧钺之诛”，注解说：“铁所以斫人，如今之抁刃也。”王菜友更明确指出：“抈，今谓之铡；铡床，古谓之椹质，又谓之稿砧。”铁质演变成铡，可能是汉魏问事。后来小说、戏剧中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犯人处死用的铜铡，行刑时犯人被平放于张开的铡口上，从腰间铡为两段。如包公下陈州铡了四国舅、在开封府铡了驸马陈世美、后来又铡了亲侄儿包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根据传说编撰的，事实无考。但这种类似铡人的做法确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腰斩。不过远古的刑具不叫铡刀，而叫斧质罢了。

 

从春秋时起，腰斩的刑罚常被使用。商鞅在秦变法时，曾明文规定对百姓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邻家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斩，难以统计，史载商鞅在渭水河边处决囚犯，死者的鲜血把渭河水都染红了。商鞅当时从中原跑到秦国辅佐孝公变法，他以峻法严刑理国，深刻有余，德化不足，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余毒自商君始。李斯是秦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谏阻《逐客令》，为秦收留了大量人才；曾任廷尉平理一国狱讼；主郡县反分封、确立专制，献焚书坑儒之策。秦始皇死，迎合赵高，改皇帝遗诏，杀公子扶苏。秦严刑峻法，始于商鞅而炽于李斯，秦二世而亡，李斯难辞其咎。秦二世二年（前208），奸人赵高将李斯腰斩于咸阳，刑前，面对斧质李斯和其子还在憧憬悠闲的田猎生活，后相抱大哭，极哀。扫天下、灭六国的豪气荡然无存，成了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再例如汉代的晁错也是加之以斧吽，受腰斩之刑，但他在斧钺面前却死得悲壮。晁错是西汉文景时代的大政治家，早年学申商刑名之术。以文学任太常掌故，不久任太子舍人，迁博士，升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刘启，号称“智囊”。

 

汉文帝时，北方匈奴侵扰边境、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晁错先后上疏言兵事、徙民实边、守边备塞和劝农力本等问题，言之有据，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少意见被采纳，不久升太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和更改法令，所言多能切中时弊，以此深得汉文帝的赏识。

 

文帝崩，景帝立，擢升晁错为左内史。不久，即升迁为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他受到汉景帝的信任，力求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听说晁错的奏疏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特意从家乡赶赴京师，力劝晁错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敌招怨。对于父亲的肺腑之言，晁错却不以为然，明确回答他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不禁叹息曰：“刘氏安，而晁氏危矣。”随即饮毒自杀，说：“吾不忍见祸及身。”

 

晁错父亲的反对和自杀，并未动摇他削藩的决心。汉景帝根据他的建议，先后削赵乇遂长山郡、胶西王印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并准备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诛晁错以清君侧，而终于爆发了武装叛乱。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为来势汹汹的叛乱深感不安，误听袁盎对晁错的诽谤，并拜盎为太常，出使吴国；同时授意中尉、廷尉等官员劾奏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根据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竟然判处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结果晁错还穿着朝衣，而被加诸斧质腰斩于东市。史载商鞅面临逮捕，逃回封地举兵反抗，落得一个谋反的罪名而被车裂，并临死对他的变法有点后悔：“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说明他只知贪功名之小利，而疏忽殉道之大德。李斯怀名利之欲，投虎狼之国，添油煽风以助暴秦，杀人惟恐不多，刑人惟恐不狠；待斧钺加身，觳觫栗颤，哭天叫地，不亦迟乎？李斯之举和村妇弱女何异？在斧钺的考验面前，李斯没有政治家的气度，而是投机商人的自暴自弃。晁错临刑，什么话都未说，无声是最强的抗争。西汉“文景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的盛世，竟然出现这样大的冤案，汉景帝愧对晁错的忠心。也说明盛世也有阴暗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如李斯、商鞅之属临终才显露出他们的真实心态。“文革”中，“三家村”中邓拓跳楼、历史学家翦伯赞吞药自尽，死后手里都握有“死而无怨”的纸条，这说明有一种比斧钺更厉害的东西能把人的灵魂扭曲。

 

秦朝末年，刘邦、项羽争霸，韩信开始离楚归汉时，还很不出名，有一次因犯军法当受斩刑，一同被判死的十三人先斩过之后，轮到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何为斩壮士！’”细观文意，说明韩信一定是躺在砧板上了，他才有“仰视”这个动作，可见当时的“斩”是指腰斩。汉代还有两人与韩信有相似的遭遇。一个是张苍，他曾因罪当斩。而且已经“解衣伏质”，王陵在旁边看见他身材高大，皮肉白嫩，认为他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就在刘邦面前替他讲情，而没有斩他（《史记·张丞相传》）。另一个是王訢，他在任被阳县令时将被绣衣御史暴胜之处斩，“伝已解衣伏质”，也是因“仰言”一番，暴胜之听他言语豪壮，才赦免了他。从张苍、王伝的情形看，那时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上身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然后才斧钺随之。

 

汉代以后，只有北魏承袭汉制，法律明文规定有斧钺之刑（即腰斩）。直至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对不肯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滥施淫威，也有在法令之外使用过斧钺之刑。著名诗人高启在入明后对朝政有所不满，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时辞官不就，回到原籍吴淞江畔的青丘隐居，以教书为生。有一次，他作了一首《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中对宫廷生活寓有嘲讽之意，朱元璋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有心惩治他，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后来，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知遇，把全家迁至郡城居住。魏观在府衙大兴土木，有一天高启为他作上梁文，文中对朝政又进行了讥讽。朱元璋得到爪牙们的密报后，就下令将高启逮捕法办，加诸斧质腰斩于南京。朱元璋这个当过和尚的农民皇帝，由大杀功臣，到屠杀知识分子，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