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的年代，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使这一时期的中国话剧转向对现实主义的侧重，一扫以往的浪漫、感伤的基调，而转向悲愤、抗争，主动地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话剧同中国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借鉴西方话剧的同时，更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对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为中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戏剧品种，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优秀剧作。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等作品思想内涵深刻、艺术技巧纯熟，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田汉的《乱钟》，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都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优秀之作。同时，职业剧团开始出现，演剧艺术接近或达到世界的水准。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到抗战前夕，话剧艺术已经成熟。话剧舞台艺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在理论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话剧界人士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战时产生了众多的历史剧，以史鉴今，如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碧血花》，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等。其中，以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最为著名。

 

1949年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后，是话剧空前大发展的阶段。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建立了许多专业院团来建设高水平的剧场艺术。1956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话剧会演。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后，又出现了话剧大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许多优秀之作，如《茶馆》、《蔡文姬》、《关汉卿》等。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它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诗性的画卷。总导演焦菊隐为这出戏的成功也有着出色的贡献。焦菊隐从《龙须沟》开始，就已经在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在《茶馆》的导演中，他把这种探索推向一个极致。

 

1976年后，话剧舞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7年至1979年，是一个亢奋、复苏的阶段。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等，以敢于面对矛盾的悲壮风格开了先河。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于无声处》，更是让人惊心动魄，振奋精神。具有敏锐的思想触角的剧作家们，在思想解放的风潮中提出了大量意义深远的社会课题，并因此创作出了社会问题剧《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等。

 

另外，为了纪念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剧作家们还创作了《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市长》等历史剧。

 

改革开放后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涌入，对话剧艺术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电影电视等其他的娱乐媒介的兴起以及当代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使话剧观众大量流失，话剧陡然间陷于危机之中。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话剧舞台掀起了探索剧和实验剧的热潮，运用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相互重叠和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增加了结构“散文化”和叙事的成分。艺术家们还广泛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把歌、舞、音乐等艺术元素引入到戏剧中，增强了戏剧的综合性。

 

在内容上，话剧创作开始将重心转向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张扬着对复归人性的呼唤；其次，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和对灵魂的分析。这一阶段的话剧创作也表现出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追求，《绝对信号》、《潘金莲》、《野人》、《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剧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电影电视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以及市场经济冲击，话剧艺术市场出现开始低迷，但是戏剧艺术探索依然在坚持着，更年轻的戏剧艺术家在艰难的境况下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在市场上也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

 

面临重重危机的新时期话剧可以说是步履艰难。但是在话剧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们勇于探索、创新，不断地吸收外来戏剧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在戏剧观念、戏剧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得话剧舞台异彩纷呈，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各种样式的剧目纷纷出现在话剧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