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

19世纪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迫切需要社会变革，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求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新的文艺武器，于是，在20世纪初，西方戏剧形式的舞台表演在上海出现了。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在当时被称为新剧，后又统称文明戏。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不久他们又演出了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内容上很有现实性，采用分幕方法，以及对话的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的话剧艺术形式。

 

1909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组织了一支新式的学校演剧队伍，演出了他自己编导的《用非所学》，并把演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1914年，他成立了南开新剧团，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社会现实问题。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此后10年间，是新剧兴盛时期，先后出现了文艺新剧场、进化团、新剧同志会、新民新剧社等等，所演的剧目大都具有宣传革命和反封建的精神。但是，新剧的引进和移植在准备上并不充分，其参与者对西方戏剧的艺术方法及特征修养并不很深，最初的演出顺应时代呼声而引起关注，到后来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新剧开始走向衰落。

 

新文化运动掀起了革命的狂潮，时代更加需要新的文艺武器，很多人主张舞台应该为西洋话剧占领。这时期胡适的《终身大事》就是这些主张的代表作。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南方新剧队伍中的欧阳予倩等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爱美的”的口号。1921年，由沈雁冰、陈大悲、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的民众剧社主张将戏剧当作“推动社会使其前进的轮子”。民众剧社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成就，但是剧社却一时出现了很多。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出现了新的生机，其中成就突出的是田汉。在五四新剧运动中，田汉是一位杰出的代表，由他领导的南国社是在南方推动话剧艺术探索发展的先锋。田汉于1924年发表的独幕剧《获虎之夜》，该剧描写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情节凄婉动人，颇富诗意；他的三幕剧《名优之死》在当时也引起了轰动。这一时期，郭沫若、熊佛西、丁西林等人的剧作在文艺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话剧出现的这种新转机主要还表现在舞台艺术水准的提高。1922年从美国回来的洪深参加了上海戏剧协社，大胆改革，协助建立了比较正规的话剧艺术体制，对中国话剧在艺术上的重新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运动充分体现了20年代新兴话剧运动的精神，戏剧协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成为话剧艺术的主力军。

 

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将这种由西方传入的戏剧样式正式定名为“话剧”。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培育，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站稳脚跟。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并成熟，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队伍，有了专门的戏剧教育，演剧制度逐渐规范成熟，业余剧团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