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中国散文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甲骨文于1899年发现于北京，不久找到出土地河南安阳，它是商王盘庚迁殷至殷亡时的遗物，距今3000余年。卜辞是殷人用龟甲、兽骨把占卜日期、事由及结果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战争、疾病等诸多方面，真实朴素，具有记叙散文的雏形。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散文集，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集。它是商周时期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原有100篇，经秦火焚毁，今存58篇。《商书·盘庚》是比较可靠的商代作品，可以称为中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盘庚迁都于殷时，百姓大多反对，他为此发表训辞，说服众人，文字古朴，富有感情。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生动的比喻、严谨的逻辑、理性的言辞使之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间。《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叙周公的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为告诫成王之言，《大诰》为训令诸侯之篇，《君》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韩愈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尚书》文字古奥雅致，文诰单独成篇，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散文有直接影响。

 

《春秋》本来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见到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相传被孔子修订过，后来被儒家奉为经书。此书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叙241年的史实。《春秋》记事简略，“简而有法”，含褒贬色彩，风格委婉蕴藉，对后代散文影响较大。

 

《尚书》、《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散文的风格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得到延续和发展，并达到先秦散文的高峰。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据传它是传述《春秋》的著作，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作者是左丘明。它的记事时间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基本与《春秋》重合。《左传》被誉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中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它的文章细密详赡，富于文采，给人生动具体、细致入微的感觉；同时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无论叙事、写文、记言，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与《左传》长于叙事不同，同样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国语》则详于记言。它是一部国别史，全书21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的记言文字缜密生动，富于形象性，历来为人所称道，《周语上》、《鲁语下》、《晋语八》、《楚语下》都是著名的篇章。成书于西汉时期（刘向编校整理）的《战国策》凡33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灭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的活动和言论，突出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战国策》塑造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如纵横家苏秦、张仪，刺客聂政、荆轲，高士鲁仲连、颜斶等，更重要的是，它的“文辞之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铺张扬厉，气势纵横，辩丽横肆，雄隽华瞻，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的最高水平，对后来文学产生了绵延不断的影响。汉代贾谊、邹阳，唐代韩愈，宋代苏洵、苏轼等后世作家的散文中，都可以体味到先秦历史散文特别是《战国策》的神韵。

 

与历史散文双峰并峙的是诸子散文。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老子》和《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是诸子散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庄子》文学水平最高。《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前551～前479年）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平实含蓄的语言。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虽是简短几句，但都达到了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境界。《孟子》七篇主要记录孟子（前372～前289年）的谈话，反映他的思想学说，由孟子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孟子》长于论辩，长于譬喻，气势浩然，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千百年后，仍能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孟子儒家大师的鲜活形象。苏辙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荀子》系西汉刘向编定，共有32篇，原称《孙卿书》或《孙卿子》（荀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唐代杨倞订正注释时，始定名为《荀子》。它的前26篇为荀卿自著，《大略》以下6篇是门人辑录的荀子语录。《荀子》构思的缜密、结构的严整、论证的周详、条理的明晰，都是前所未有的。

 

《墨子》原有71篇，现存58篇，成书于战国中期，是墨子及其弟子在不同时期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墨家的思想。《墨子》中的《耕柱》、《公孟》、《贵义》、《鲁问》四篇，以简单对话说理，保留语录体向论说文过渡的痕迹。其余篇章则突出了墨家“尚质”的风格，不事藻饰，平实质朴。文章由浅而深，逐层类推，说理的严密程度在先秦论说文中前所未有。

 

《老子》共81章，上篇称《道经》，下篇称为《德经》，是战国前期道家学派编纂而成，代表了老子的思想。它同样是《论语》一样的语录体，但它的文字完全是集中的对思想主旨的直接阐发，每章都有观点，都有简略的论述。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精警凝练，言简意深，处处是智慧，处处是哲理，有返朴归真的诗意，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此外，文多用韵，句多排偶也是它的另一显著特点。《庄子》是先秦时期最有文学价值的说理文，分33篇，分为内、外、杂三部分，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主干，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富有超常的想象力，语言如行云流水，跌宕起伏，自然和谐，既有后世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韵律。

 

《韩非子》一书共55篇，为韩非个人的作品集。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全面继承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又吸收道家黄老学说，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主张。他的文章在先秦散文中别具一格，犀利峻峭，论证严密，具有令人折服的力量和气势。《韩非子》用大量寓言故事作为论证手法，幽默冷隽；各篇文章自由灵变，多样性强，标志着诸子散文的完全成熟。

 

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不久，秦始皇统一六国，秦王朝建立。秦朝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是李斯（？～前208年），他的散文名作是《谏逐客书》（前237年）。这篇文章排比铺张，激扬驰骋，挟纵横家之风，兼辞赋家之丽。此外，他的《泰山刻石》、《碣石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皆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皆为三句一韵，是秦文学的独创。 

 

汉代前期散文以贾谊（前200～前168年）的《过秦论》和晁错（前200～前154年）的《论贵粟疏》最有代表性。前者是汉初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文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后者文章立论深刻、朴素无华，但质朴恳切，为后人称道。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臻于鼎盛，历史散文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史记》。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130篇，526500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一般以时间为序，又兼顾各传记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这些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共计4000多个，大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自然，既有宏伟的生活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既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又有浓郁的悲剧气氛。鲁迅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对唐宋八大家、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有巨大影响。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代表了东汉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与《史记》相当的成就，历史上经常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司马迁与班固同称。它的著名篇章有《李广苏建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等。《吴越春秋》今存十卷，叙述吴越争霸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它以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生动的性格与外貌描写著称。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王充的《论衡》和王符的《潜夫论》，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体也崭露头角，产生了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和蔡邕碑文等开创性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散文的个性化与唯美化发展突出。但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体中，辞赋与骈文最有特色，散文仅只出现一些名篇，诸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都是别具风格的佳作，对唐代文坛发展具有多重影响。

 

唐初，散文处在缓慢的前行当中。陈子昂的出现，对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倡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盛唐时期，最有生气的散文作品，是诗人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白《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春夜宴桃李园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或言情写怀，生动自然；或描摹景色，工出造化。天宝中期以后，散文发展已势不可挡，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菊圃记》、《右溪记》，独孤及的文集，都能以简洁真切取胜，特别是元结的散文，精警细致，已开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河。

 

散文文体改革的真正成功是在中唐的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二人创作散文800多篇，政论、赠序、传记、杂说、游记、墓志、祭文、寓言，一应俱全。韩愈的论说文重在宣道、明道，“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以《原道》、《原性》、《原文》为著；韩愈的论说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师说》，这篇文章观点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这类作品还有《论佛骨表》、《讳辩》、《进学解》等，都是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读来别有新颖奇妙之感。韩愈的杂文精悍犀利，最可瞩目的是《杂说四》、《伯夷颂》等；他的序文、祭文形式多样，《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都是为人称赏的奇作；他的碑志史传以《张中丞传后叙》、《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最为精彩。柳宗元的散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传记寓言杂文，一类是山水游记。前者多是抨击时弊、怀念故人、蕴含哲理的作品，后者则是悲情人生的映照，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里面贯注了浓烈的寂寥心境，达到了与自然的合一，创造了山水游记的新天地。

 

晚唐时期，古文渐衰，小品文异军突起，大放光芒。晚唐小品文短小精悍，情感炽烈，多刺时之作。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宋代散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人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而其中六位出自宋代。这里面最先出现在文坛上的是欧阳修。他清醒地看到唐代古文的得失，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文体，又摈弃古奥艰涩的弊病，为宋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欧阳修的散文形式多样，内容充实，有感而发，有为而发，充分发挥了叙事、抒情、议论的功能，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五代史记》、《丰乐亭记》、《秋声赋》、《醉翁亭记》共同体现了他平易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影响了以后元、明、清直至今日的散文走向。这之后，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齐出，宋代散文乃至中国散文都到达了最高峰。苏轼主张文道并重，提倡艺术风格的生动性和多样性，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代表作品是史论、政论文、游记和辞赋，著名的有《石钟山记》、《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文章。与苏轼并称“三苏”的是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苏洵喜论天下大事，从思想到文风，深受战国纵横家影响，主要著作是《权书》和《衡论》；苏辙思想与其兄相近，认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强调自身修养和阅历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文章以政论、史论见长，佳作有《六国记》、《三国论》、《黄州快哉亭记》。前人比较轼与辙的文章，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刘熙载《艺概》）。曾巩（1019～1083年）和王安石（1021～1086年）是同时的古文家，前者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颇有其师的风格，议论详尽，文字平正，有名作《墨池记》最为人叹赏；后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上注重实用功能，作品多为政治服务，论点鲜明，逻辑严密，代表作有《读〈孟尝君〉传》、《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等。

 

与北宋散文家群星闪烁相比，南宋以至金元的散文家可谓寥若晨星，没有产生诸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散文大家。南宋初期，由于政治形势的紧迫，政论文成为散文中的不可忽视的重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抗金名将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名臣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南宋中后期的笔记散文是散文史上的奇葩，出现诸如陆游《入蜀记》、《老学庵学记》，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武林旧事》等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元代可称道的散文家几乎没有，后期入明的杨维桢（1296～1370年）散文学先秦两汉，朴素洗练，对明代散文有一定影响。明初，朱元璋兴文字狱，思想文化界一片沉闷。明代中叶以后，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文学复古思想日趋活跃。以李梦阳（1472～1530年）、王世贞（1526～1590年）为首的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的理学风气和台阁创作，主张“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李梦阳《答周子书》），师从秦汉，对法度格调极其强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史·王世贞传》称：“（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前后七子虽然影响很大，作品很多，作者很众，但值得称道的作品却非常少。处在前后七子中间的唐宋派以王慎中（1509～1559年）、茅坤（1512～1601年）、唐顺之（1507～1560年）、归有光（1506～1571年）为代表，宗法唐宋古文名家，注重文以明道。在他们中间，归有光成就较高。《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震川文集》、《别集》提要称：“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他在散文方面推崇司马迁，尊尚唐宋诸家。他的散文善于捕捉日常小事，状情摹画，生动感人，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明代后期，思想家李贽接受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种思想对随后的公安派影响较大。公安派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为代表，“性灵说”是他们的重要口号。他们强调抒情性，反对拟古蹈袭。公安派的散文成就以游记、传记为主，多有佳篇。对公安派文学主张进行继承和变异的是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追求幽远奇僻的艺术效果，以求达到“灵”而“厚”的创作境界。他们的思想与创作标志着晚明文学思潮的回落，他们的散文同样以游记和传记居多，成就不凡。明代末期，张岱和王思任的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的时代特色。晚明小品文题材趋向个人化、生活化，渗透出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张岱的《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大多作于明朝灭亡，怀旧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显露出一股忧伤而又平静的心态。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许的名篇。与张岱同时的王思任语言风趣放达，注重真情实感。张岱在《王谑庵先生传》说他：“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

 

清初，散文内容崇尚实用，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顾炎武的《形势论》不仅是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佳作，而且也是优秀的散文。这一时期，侯方域、魏禧、汪琬被称为“古文三大家”。魏观点鲜明，析理平直；汪则状写人物，生动活泼；侯方域影响最大，其文融入小说笔法，继承唐宋传统，通畅恣肆，代表作有《壮悔堂文集》十卷。清朝中期，桐城派以正宗自居，声势浩大。这一派由安徽桐城人方苞（1668～1749年）开创，同乡刘大魁（1698～1779年）、姚鼐（1731～1815年）等继承发扬，是清朝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方苞树立“义法”大旗，“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刘大魁更是将这一理论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为口号，最后到姚鼐那里，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姚鼐的散文以韵取胜，《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大都语言凝练，刻画生动，颇具文采。与桐城派同时的郑板桥、袁枚虽以书画及诗闻名于世，但散文成就也相当可观。清朝末期，龚自珍的散文凸显了当时的危机与变革意识，提倡摆脱一切束缚，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他的《尊隐》、《病梅馆记》等文都显示出风格瑰奇、发人猛醒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议论和叙事的模式，富有杂文色彩，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独特的贡献。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催化出“文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年）是“文界革命”的提出者，也是新文体成功的创造者。他的“新文体”散文“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在中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少年中国说》、《自由书》、《新民说》都堪称“新文体”的代表作。与梁启超同时的散文家还有康有为、谭嗣同、林纾、章炳麟等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最后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