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总是与舞蹈和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有所记载，而且还可以从遗留至今的原始部族的社会宗教活动中得到佐证。《尚书·益稷》记载“五帝”之一的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箫韶》就是《大韶》，九成就是九章，为舜时著名的乐官夔所作。这套帝王之乐体现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一体的原始形态。演奏的时候，有人唱歌辞，有人扮鸟兽和凤凰起舞，有钟磬琴瑟管笙箫鼗鼓敔等乐器伴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对它的和谐发出的赞美“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基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叹为观止”的成语即生于此。孔子则在《论语·八佾》中称赞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尽善尽美”出于此。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诗、乐、舞三者相依相存是诗歌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大禹时代，也就是夏代发生了微妙变化。《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当“言志”真正出现在诗歌内容里，并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时，划时代的意义已经产生。这种意义最典型的表现是《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只有两个实字（候人）、四个单音的歌第一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以爱情为基础的深厚感情，从而第一次从内容上摆脱了物质生产及宗教巫术的苑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即是中国情诗之祖。

 

诗的“言志”功能及意义从《候人歌》开始绵绵延续下去，长盛不衰。夏末，桀为酒池肉林，暴虐天下，有《夏人歌》曰：“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薄。薄亦大兮。乐兮乐兮，四牡跷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天下行将大乱，夏朝子民表达了对国家深深的忧虑和对暴桀的无奈。而在商朝灭亡后，殷宗室箕子进周朝拜的途中，路过殷墟，看到宫宅毁坏，心中感慨，欲哭不可，歌诗曰：“麦秀渐渐兮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伯夷、叔齐兄弟在这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气节，成为中国数千年来文人志士敬仰的楷模。他们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等到快饿死的时候，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这种精神通过诗歌传达给后人，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众多层面。

 

在商代的整个社会中，“言志”型的诗歌与宗教巫术型的诗歌依然并存，诗歌同音乐、舞蹈的结合依然紧密。这种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当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

 

西周时期的诗歌大多保存在《诗经》中。这些诗几乎全面地反映了有周一代的诗歌水平，并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的内容及形式可以从商代的卜辞中看到影子。《卜辞通暗》第三八三片载：“乙卯卜，贞。不雨，其雨；今日不雨，其雨；翌日戊不雨，其雨。岸御，岸御。”第三七五片载：“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两首卜辞很像当时的歌谣，前者“不雨，其雨”相对成文，于参差中见整齐，形式美强，与《诗经·卫风·伯兮》中的“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在形式上相当接近。后者有直叙，有疑问，有推测，铺叙的特点在体裁上接近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包括十五“国风”（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这部收录西周初至春秋大约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早在孔子时代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叫它《诗》或《诗三百》。《诗经》中有感伤身世的，如《黍离》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有描写男女之情的，如《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有表达离别之情的，如《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用赋、比、兴的手法确立了中国文学光辉的开端，并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将中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战国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强烈地表现出《诗经》的深刻影响。后人将他的作品《离骚》与《诗经》并称“风骚”。屈原等人创作的“楚辞”接受南方民歌的影响，音调婉转优美，风格缠绵悱恻，浸淫在楚国特殊的山川风物和人文传统中，带有明显的巫风痕迹。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离骚》。全诗373句，2490个字，作于楚怀王后期到顷襄王初期，屈原流放汉北的时候。《离骚》以其全新的诗歌样式、浪漫的精神气质、独特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以美人、香草为主要意象的《离骚》外，屈原的《九歌》、《天问》、《招魂》、《九章》等也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九歌》具有明显的歌、乐、舞三者合一的表演性，共有11篇，“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天问》意为对天发问，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以“曰”字领起，几乎全用问句共提出了172个问题，由天地及人事再到现实中楚国的政治，参差错落，奇崛生动。《招魂》是楚怀王死后为其招魂而作的，分引言、正文、乩辞三段。乩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缤纷富丽，哀婉豪奢，颇具汉代大赋气象。

 

屈原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诗人，其中宋玉最为著名。生平似于屈原的他（宋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九辩》等作品。《九辩》是其代表作，内容主要是抒发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最为动人的是对他流离失所的描写：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诗中对秋景的描绘与自身的失意交织在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至远。

 

继《诗经》、《楚辞》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诗歌史又一座高峰。这种新的诗体由朝廷乐府系统搜集保存而来，故名乐府。两汉乐府诗以相和歌辞数量居多，作者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大部分作于东汉，少数作于西汉。拉开乐府诗大幕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汉书·艺文志》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乐府诗表现的多是大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如家庭、战争、徭役、婚姻等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上邪》是乐府诗中表现爱情的名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女子呼天为誓，强烈的感情通过五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来表达，确是“短章中神品”。

 

此外，《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作品也是乐府中的佳作。但最能代表乐府诗成就并将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的是《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语言生动活泼，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是这篇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

 

与乐诗一起代表汉代诗歌最高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它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不是一时一地所作，也不是一人所作，而是多人，它除了思妇之歌，便是游子之歌。这种主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早期五言诗中的优秀作品，长于抒情，擅长烘托，融情入景，寓景入情，达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

 

例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作者通篇全在写景，而情在其中，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觉。《古诗十九首》正是因为有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所以被钟嵘在《诗品》中称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更是誉之为“五言之冠冕也”。

 

汉末三国，以《古诗十九首》及乐府为代表的汉代诗歌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以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众多作家一方面反映社会乱离，一方面抒发理想与抱负，慷慨悲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的杰出成就形成了后世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建安文学中，曹操的四言诗《观沧海》、《龟虽寿》，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五言诗以及蔡琰的《悲愤诗》是其佳作。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出现了两位旷世奇才阮籍和嵇康。阮籍（210～263年）处魏晋易代之时，抱负无处施展，通过诗歌发泄痛苦与愤懑，如著名的82首五言《咏怀诗》。诗隐约曲折，意象深刻，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嵇康（223～263年）既恬静寡欲好长生，又疾恶如仇尚任侠。他的杰作《酒会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櫂投竿，优游卒岁。”清逸脱俗。即使如此，他还是为自己的愤世嫉俗付出了代价，死在司马氏的刀下。

 

诗歌发展到西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风骨远去，而华靡渐至。这一时期，有傅玄、张华、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郭璞等著名诗人。他们或是专注于宗庙乐章，或忘情于堆砌典故，或是沉溺于玄言象语，或是朴而无华，或是繁丽绮靡。其中左思的《咏史》和郭璞《游仙诗》对后世影响最大。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风气较之西晋更加昌盛，诗人多辞意平泰，淡乎寡味。陶渊明（365～427年）的出现，给东晋诗坛带来了一丝曙光。这丝曙光后来成为文坛明星，照耀一代诗坛。陶渊明的诗作内容丰富，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后世称其为“田园诗”。这种诗平淡自然，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切地抒发感情，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如《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梁陈时期才得到关注，从唐以后，越来越受到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的诗歌可以分为宋齐、齐梁、梁陈三个时期。宋齐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独树一帜，富丽精工，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等众多名句，虽全诗统读起来欠佳，仍未完全摆脱玄言诗的影响，却开创了山水诗派。鲍照（414～466年）出身孤贱，气节奇高，所作诗以乐府诗居多，又以《拟行路难十八首》最能显示其精神世界，“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里是壮志难酬，有悲愤不平之气，使人联想到唐代的李白。齐梁时期的谢脁（464～499年）经历与谢灵运相似，诗受谢灵运影响，人称“小谢”。他的诗清新流丽，音韵声律受沈约等人的影响，铿锵和谐，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等名句。谢脁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严沧浪称“谢脁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梁陈时期的诗人大多集中在宫廷内，故而宫体诗居多，常描写艳情，放浪轻佻，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这时期的诗人中，江淹、吴均、何逊、阴铿较为著名，思想健康，与以沈约、江总为首的宫廷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南朝时期的民歌几乎全是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甚至含有较浓的情色成分和脂粉气。它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之326首，后者142首，吴声出自江南，西曲出自汉北樊邓间。这些出自当时大都市的民歌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如《子夜歌》：“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简短轻快，平白有力。而标志南朝民歌艺术发展最高成就的是《西洲曲》。此诗取喻新颖，属对自然，声情摇曳，话语动人，余味无穷。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多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乐曲，作者主要是鲜卑人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们。鼓角横吹曲现存60多首，反映面相当广，有战争生活、有民众疾苦、有尚武骑射、有爱情相思，还有山川风光。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27个字，一片北国草原风光，反映出生活面貌和精神气节，成为“千古绝唱”。北朝民歌中的代表作是《木兰诗》，讲述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和《孔雀东南飞》并称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胡应璘《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

 

在南北朝时期，融汇南北，体现文学交流趋势、创立新风格的是由南入北的庾信（513～581年）。他将南朝诗歌的精华带到北方，又吸收北方文化健康的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后期诗清新刚健，形式与格律日殝成熟，开唐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先河，成为唐诗的先驱，深受唐人重视。

 

公元581年，庾信结束人生的旅程，同时，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全国复归统一。但是在诗歌上，南北朝浮艳轻恻的风气依然占主导地位。著名的诗人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隋炀帝等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诗歌在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阶段的特征。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全唐诗》收诗约5万首，作者2200余人，其中优秀诗歌、杰出诗人数量之多，为中国诗歌史上所罕见。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时期，文臣雅士多是前朝遗老，浮艳之风依旧。唐太宗本人对齐梁宫体诗也很爱好。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多是权臣贵戚，诗风华美，台阁气较浓；但他们的诗风貌已颇具改观，更是由于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注入了不少情感元素和锤炼工夫，如上官仪的“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沈佺期的《古意》，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春日京中有怀》等，或是工整的佳句，或是近于成熟的五、七律，或是韵调悠扬的乐府。他们的成就是将律诗进一步规范化，将大唐气象进一步明朗化。而真正将唐诗从宫廷台阁引到关山大漠，从浮艳靡软转入明丽清新、劲健高朗，将唐诗从帝王官吏带回寒士大家的，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他们逐渐端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为盛唐气象奠定了基础。

 

盛唐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全面繁荣。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田园诗派把山水田园的明秀清谧表现得令人心驰神往；王维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孟浩然作品，清淡幽雅，简练省净。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派把边塞生活描述得慷慨豪放，壮伟奇特。高适诗“直举胸臆，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忠献《唐诗品》），岑参诗“语奇体峻，意迹造奇”（殷璠《河岳英灵集》）。此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融、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李白是盛唐诗人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以其绝世才华，表现了盛唐激昂的时代精神，将诗写得如行云流水，幻得变化无端，情则如滔滔江水，美则如清水芙蓉。盛唐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又意蕴无穷，兴象玲珑。

 

安史之乱将盛唐毁于一旦，衰败已然开始，八年的战争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文学也随之变化。理想色彩和浪漫情调逐渐消退，盛唐气象逐渐淡化，表现民生疾苦、吟咏时事变革、抒发人民血泪的手法和题材开始增多。代表这一时期的最伟大的诗人是诗圣杜甫。此后的大历十才子更是由于社会的动乱而心绪不宁，转吟风月，衰草秋风，夕阳残月，一片寂寞情思。及至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出现又一次高潮。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受杜甫影响，将诗歌散文化，讲求炼字锤句，怪奇丑陋。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代表的诗人从乐府民歌中找到接触点，将诗通俗化、世俗化、明白如语，形成元白诗派。

 

晚唐时期，由于中兴梦灭，四处割据，士人生活平庸艰难，诗歌进入形式主义的圈子，讲求华丽的辞藻、工整平直的对仗、哀伤颓艳的格调，题材狭窄，写法一般。杜牧、李商隐在这时异军突起，为唐诗创造了最后的辉煌，一如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诗歌的另一种重要的形式——词的文人化程度得到加强，艺术趋于成熟。词最初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的两首存世词意境阔大，情感深沉。“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达到了高浑纯熟的艺术境界。中唐以后，文人写词的渐多，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戴叔伦、王建、张志和等人竞相试作，填词之风渐开。晚唐的温庭筠存词60多首，多写闺情身世，绮靡轻艳，被尊为花间派的鼻祖。与其同时的韦庄与之齐名，词风婉媚柔丽，直抒胸臆。五代词最有成就的无疑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本色无雕琢，丽质天成，把自身的经历进行悲剧性的审视，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结束分裂局面。宋初的诗歌依法五代旧习，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效法白居易，代表诗人有王禹偁，其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晚唐体效法贾岛、姚合，代表诗人有以惠崇为首的“九僧”、潘阆、林逋、寇准等，诗作字斟句酌，内容贫乏。西昆体以《西昆酬唱集》得名，主宰宋初诗坛，作品单调无味，但整饬典丽，诗人达到几十位，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成就较大。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范仲淹、欧阳修领导政治革新运动，诗文变革也得以开展起来。欧阳修重视韩愈诗歌“资淡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特点，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他的诗强调散文化，以议论入诗，具自家面目。梅尧臣和苏舜钦也是同时期的著名诗人，梅诗得宋诗风气之先，后人评之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将文坛宗主的位置托付与苏轼。苏轼没有辜负伯乐之望，宋诗宋词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峰。他的诗淋漓酣畅，存世2700多首。由于苏轼博学广才，他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诗作挥洒自如，清远雄丽，刚柔并济。苏轼与同时代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王安石将诗歌视为抒情述志的工具，晚年心情平淡，远离政坛，诗风也随之深沉含蓄。最能代表王安石诗作成就的是他的写景抒情绝句。正如黄庭坚所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与陈师道同为苏轼门人，二人为“江西诗派”的中坚。他们的诗作讲究法度，皆以平淡为美，以用典过多、刻意成篇为病。江西诗派的发展即使是在北宋灭亡时也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更深刻的领域进发。直至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理论一直深具影响。苏轼另一项伟大成就就是词，他开创了著名的“豪放派”，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他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使之既有人生如梦的感慨，又有儿女情长的苦闷，还有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他用作品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与苏轼几乎同一时代（稍早）的柳永也是一位词家，当时有“有水井处便有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以慢词为主，多用白描，擅写艳情。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他对后世影响甚大。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一脉相承，前者雅俗共赏，玩世不恭；后者清丽淡雅，和婉醇正。周邦彦词作音律极佳，精雕细琢，典约富丽。与这些词人迥异的则是晏几道和贺铸。晏主要延续“花间”传统，写男女之情；贺则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

 

南宋初年，李清照别是一家，她的词将国破家亡的惨痛遭遇所带来的深愁重哀表达得直截干脆，自然妥帖。她的语言既发挥婉约词家精于修辞、造句工巧的特点，又往往比喻新奇，铺叙和谐，意象深远。和李清照具有相同命运的是朱敦儒、张元幹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12世纪的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比如朱敦儒，青少年时在西京洛阳的繁华环境度过，“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建炎元年（1127年）年底，洛阳城破，朱敦儒逃往岭南，其间他的词风由潇洒飘逸变得凄苦忧愤：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曾经强烈拒绝朝廷征召的他，这时已由于国家的命运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再度征召他时，他便从岭南赴临安任职。本有奇谋报国，可怜无处用，在仕途沉浮十多年后，朱敦儒已灰心失望，干脆寻云弄水、世事休问。

 

和朱敦儒一样，能完整表达心迹的还有另一位词人，他就是豪放派的代表词人辛弃疾。辛弃疾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雄雅深健，确立并发展了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辛派词将词的表现功能扩展到最大，以诗入词，以文入词，容纳一切，利用一切，空前解放了词体，最终确立了词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地位。与辛弃疾同时活动于12世纪下半叶的“中兴”词人还有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等人。在辛弃疾创立的辛派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时，姜夔与史达祖、高观国等人则另成一派，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这其中以姜夔的词贡献最大。他对婉约派词的表现艺术进行改造，建立了新的审美规范：清虚哀感，意境空灵，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孤立于辛弃疾和姜夔两座高峰之外而又独树一帜的是吴文英。他的人生非仕非隐，他的词亦梦亦幻，以突破性的章法结构和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著称，时号“梦窗词”。

 

南宋末期的词人大都生活到了元代初年，他们的词称之为“遗民词”，代表词家有周密、王沂孙、张炎、刘克庄、刘辰翁等人。他们作为故国遗民，不敢直接倾诉亡国之痛，而只能暗中饮泣悲伤，以委婉象征的手法表达心中痛楚。

 

南宋的诗兴起于靖康前后出生的一批诗人，他们自小就感受到时代巨变的风貌，所以诗歌更具新貌，最终取代了江西诗派的主流地位。这些诗人中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最著名，时称“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后期，朝政黑暗，国势孱弱，诗坛上如陆游般昂扬悲壮的歌声渐渐减弱，吟风弄月、投谒应酬的作品日益流行，宋诗进入尾声阶段。诗到宋元易代，宋诗投射出最后的光芒，文天祥、谢翱、郑思肖、汪元量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傲骨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用血泪悲歌表现出民族的气节与尊严，为宋代诗歌画上了光辉而凄凉的句号。

 

与南北宋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虽然存世诗歌作品不多，但却生动表现了本民族的性格和社会状况，更体现了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这里面最著名的是元好问。他存诗一千四百余首，存词三百余首；诗作以写于金亡后的“纪乱诗”为上乘，雄浑悲壮，慷慨苍凉；词作气象高莽，境界博大。“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一句最为脍炙人口。

 

元代诗歌发展与前代相比，成就较低，较为著名的有“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木、揭傒斯，以及杨维桢、王冕等人。

 

明代诗坛整体较为平庸，由于诗、词、曲、文、赋、传奇、小说、戏剧等文学题材多样性发展，真正专一于诗歌创作的文人并不很多。存世的明诗虽多，但常是游戏应和之作，难有佳作。明代著名的诗人有高启、杨基、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钟惺等人。

 

清代诗歌突出集大成的景象。诗从总体上说依然贯穿缘事而发的传统精神，发扬传统审美特征，有吴伟业、王士之、袁枚、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众多诗人，王士禛的神韵诗将中国诗的含蓄蕴藉推向极致，在中国诗史上贡献颇著。清代诗歌已进入为近现代文学做准备的阶段，袁枚、龚自珍、黄遵宪虽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但他们佳作不多，只是在精神气质和诗歌理论及观点上为中国诗歌史添上了浓抹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