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是一种特殊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风、雅、颂、赋、比、兴”诗歌六义之一，最初的意思为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和方法，并非一种文学体裁。从《诗经》到屈原的《离骚》、《九歌》、《招魂》，诗的范围扩大了，铺叙丰富了，主客问答的体制产生了，这都为赋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道明了诗衰赋作的原因。班固又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南朝宋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这里他们阐述了赋的源流和发展趋势。西汉司马相如《西京杂记》中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刘勰《诠赋》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钟嵘《诗品》道：“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他们解释了赋的性质和特色，也显现了赋的最大缺点和最大优点：缺点在于后世赋家专注于铺采摛文，繁花损枝，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无本，空洞无物；最大的优点就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同华丽辞藻相融合，天衣无缝，这在几篇好赋作中有所体现。

 

最早创作赋并有作品留传至今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荀子的作品集《荀子》32篇中有《赋篇》，原有10篇，今存《礼》、《知》、《云》、《蚕》、《针》5篇，赋中采用隐语方式，铺陈夸张，韵散兼施，并运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意趣盎然。这些形式为后来的汉赋所继承，成为赋体文学的基本样式。

 

荀子殁后，屈原、宋玉等楚国的文人对赋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汉代流行的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模拟的作品，署名《楚辞》），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重在咏物抒情，格调近于《离骚》。这类作品与后出的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简称赋。另一位文学家宋玉则是第一位作赋大家，有赋16篇，较著名的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高唐赋》、《对楚王问》等。这些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别具特色，对后世作品产生过很大影响。《风赋》通过描述两类性质不同的风，使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讥讽谄谀兼有，极尽铺陈描摹的能事，辞藻华丽，众多特点已具汉代散体大赋的雏形。

 

汉代初年，高祖刘邦及功臣萧何、曹参皆为楚人，一时楚风流行于朝廷。在文学方面，贾谊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的最重要的作家，他的政论出色，赋也情理深致，独步一时。《吊屈原赋》、《鸟赋》是贾谊怀才不遇的情绪表现，前者透露出他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后者阐明了自己对生死、祸福的态度，两者都以骚体写就，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作。

 

汉赋新体制的真正确立是从枚乘的《七发》开始的。《七发》是以七事启发楚太子，是劝诫膏粱子弟的成功之作，借鉴先秦文学，沿袭《楚辞》铺排之风，辞藻繁富，实为一篇完整的新体赋。《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枚乘从形貌、动态、气势、颜色等方面多角度描写潮水，呈现出一种澎湃的力量：

 

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厔沓，清升逾路，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消厂汨潺湲，披扬流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

 

七段成篇的赋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自《七发》之后，作者云起，枝附影从，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辨》，曹植有《七启》，成就都不如枚乘的首作。

 

汉武帝时期，汉代文学进入盛期，作家众多，所作的赋的数量多于其他时代，题材广泛，艺术水平高。更出现一批足以代表这一时代的作家。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是众多赋家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字长卿，慕蔺相如为人，易名相如，蜀郡成都人。他口吃而善为文，杰作有《上林赋》、《子虚赋》、《长门赋》。这些赋是汉代散体赋的成熟之作。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同时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更用长短句并行，文采斑驳陆离，多方面超越古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代赋的典范，后世赋的楷模。与司马相如同一时代的东方朔和枚皋也都是极有才华的文学家，前者滑稽多智，诙谐放荡，以《答客难》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开这类赋的风气；后者是枚乘的庶子，才思敏捷，史称其作可读者百二十篇，但多为应诏之作，后世罕有流传。

 

汉代宣帝、成帝时，文坛学汉武帝时文风，文学之士竞学司马相如，赋体文学持续兴盛和发展。这个时候，较为成熟的作家，相对成功的作品，比前代为多，以赋名世且影响后代的当推王褒（前88～55年）和扬雄（前53～18年）。王褒的《甘泉赋》、《洞箫赋》“辩丽可喜”、“虞说耳目”，以善于描摹物态著称。扬雄早年好辞赋，40岁前居蜀，作有《蜀都赋》，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侍从左右，时时作赋讽谏，作品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最为著名。扬雄赋驰骋想象，铺排套饰，同时又典丽精湛，词语蕴藉。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到东汉初期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不回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文坛注意。杜笃（？～78年）在他的《论都赋》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历述汉王朝发展变化，证明长安实乃王气的所在，定都洛阳只是权宜之计。这篇作品成为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赋开始将以往天子庙堂、诸侯王公的生活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从杜笃开始，以都邑为题材的作品开始兴起。规模宏大、成就突出、影响最深的首推班固（32～92年）的《两都赋》，它成为京都赋的最佳范例。《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虚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讽刺西都的品物之美，赞扬东都的制度之美，汪洋恣肆与平正典实并现，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东汉中期，继承都邑题材并有所发展且取得一定成就的是张衡（78～139年）的《二京赋》。此赋拟班固《两都赋》而作，也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在作品的体制、规模上超越前贤，铺陈面面俱到，以其宏大被称为京都赋的极致。与《二京赋》相比，张衡的抒情小赋则更具开创意义，对之后1800年的辞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方面作品的《思玄赋》和《归田赋》意义重大，两篇都作于张衡50岁以后，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于流俗，遂访先贤探求人生玄理，追求适合自己理想的生活乐园和想象空间。《归田赋》是中国汉代第一篇较成熟的骈体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之乐的作品，其中写道：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在这里，人性通脱达观后面，有人生沉重的哀痛和悲伤，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

 

东汉后期，蔡邕（132～192年）在抒情赋方面最有成就，所著的赋大抵将锋芒直指人事，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今存完整者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等。赵壹的抒情小赋则最具针对性，《刺世疾邪赋》对汉末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超过了“怨刺”文学的界限，更接近于诗人的出离愤怒，这在整个汉赋中都极为少见。

 

魏晋时期，沿着东汉以来抒情赋发展的方向，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家常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表明了诗赋相互影响的深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王粲的代表作是《登楼赋》。此赋是在王粲不受荆州刘表重用的情况下，于当阳城楼望远销忧时创作的，即景抒情，情景交融，标志着抒情小赋在艺术上已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建安七子”星光并耀的是三曹。三曹中的曹植诗、文、赋俱佳，存赋45篇，皆体制短小。其中最有名者，当推《洛神赋》。此赋构思与手法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词采华茂，对偶工整，名句迭出，对后来骈赋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后，阮籍的《猕猴赋》、嵇康的《琴赋》、向秀的《思旧赋》，或以物喻人，或情理兼备，或语短怨深，都表达了在政治压迫下文人内心的苦闷和尴尬难言。西晋太康时期，赋家辈出，诗歌中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也多是赋中的优秀作家。张华（232～300年）的《鹪鹩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怀旧赋》，左思（252～306年）的《三都赋》都是赋中名篇。这些赋大多兼用骚体、散体和骈体，辞采清丽，音韵和谐，已开六朝骈赋先声。

 

东晋偏安江南，清谈之风更盛，山水进入辞赋，于是便有郭璞（276～324年）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和孙绰（314～371年）的《游天台山赋》出现。这些作品颇有才情，但都无法遮掩住陶渊明辞赋的光芒，虽然他今存辞赋仅三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和《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久享盛誉。

 

南朝为宋、齐、梁、陈四代，文坛沿着魏晋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呈现阶段性的特点。

 

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独立性得以明确。在元嘉时期，文坛出现“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而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选字修辞都和他的山水诗成就相呼应。颜延之以骈文见长，所作《赭白马赋》反映了骈赋技巧的进一步成熟，但已呈现雕琢过甚的痕迹。鲍照是刘宋时期最有成就的赋家，今存赋10篇，抒情写景状物，贯注了人生的苍凉和深沉。其中最为史家推重的是《芜城赋》。赋从首段铺写芜城地理、交通的便利，当年的繁华，紧接着作者描述广陵（芜城）之衰：

 

泽葵依井，荒葛罥途。坛罗虺蜮，阶斗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砺吻，寒鸱嚇雏。虣藏虎，乳血餐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霸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全段节奏紧迫，气势逼人，然后顺势引出作者感慨，满目悲凉的情景溢于纸上。同期较有特点的作品还有谢惠连（393～433年）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

 

齐梁时期，骈赋愈见成熟，著名赋家有沈约（441～513年）、萧绎和江淹（444～505年）。江淹的赋，别具一格。因为江淹有历仕宋、齐、梁三朝的背景，所以历尽兴衰，赋写到人生别恨，广及帝王别恨、名将别恨、美人别恨、谋臣别恨、名士别恨乃至孤臣、庶子、迁客的别恨，直说得缕缕入情，荡气回肠。《别赋》有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恨赋》有一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两赋同是江淹的代表作，用词平白自然，典故生动易懂，在南朝文坛中风格迥异。

 

北朝文学，除民歌外，乏善可陈，最有名的赋家是由南入北的庾信。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早年出入梁宫廷，作有《春赋》、《灯赋》、《镜赋》，风格细丽。梁元帝时，庾信出使西魏，被强留北方，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虽官高、位重，不免有离别之苦、乡关之思、亡国之悲、移节之耻，赋及诗的风格为之一变，变为沉郁苍劲。他的《枯树赋》、《小园赋》、《邛竹杖赋》和《哀江南赋》都作于入北后，其中的思想感情，都复杂而深沉。《哀江南赋》叙述家风世德、个人际遇，同时陈述梁室盛衰，抒写国破家亡的心态，抒发矛盾痛苦的心情。赋前有序，序有句云：“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里东汉冯异和荆轲的典故无疑都铺衍着作者内心里的忧愤世界。《哀江南赋》情文兼重，不同于六朝时期卖弄技巧、炫耀学问的骈赋，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集六朝文学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

 

初唐时期，赋于上层社会人士则为应诏奉和、歌功颂德的作品，于下层文人则是抒写怀抱、张扬个性的篇章。其中王绩（585～644年）的《游北山赋》、王勃的《涧底寒松赋》、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是当时有生存意义的赋的代表作，展现了对前代形式的继承和内容的变革。

 

盛唐诗坛，李杜光芒万丈，二人诗作春华秋实，各领风骚；赋作也自具特色。李白之赋以《明堂赋》、《大猎赋》、《大鹏赋》、《剑阁赋》为佳，立意学古人，下笔别具烈焰，气豪辞艳，俊迈飘逸，其中又以《大鹏赋》最能体现李白的浪漫个性和天才想象。杜甫之赋以天宝末年所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最为著名，结构效法汉代大赋，虚实并用，磊落惊人。李杜之前，张说有《江上愁心赋》，苏颋有《长乐花赋》，张九龄（678～740年）有《荔枝赋》，皆具备一定水准，可圈可点。李杜之后，萧颖士（708～759年）、李华（715～774年）和元结（719～772年）冲破骈俪的束缚，效仿古文体赋；萧颖士的名作是作于安史之乱第二年的《登故宜城赋》。李华的名作是以赋体写成的《吊古战场文》，元结的名作则是用寓言和问答方式写就的《说楚何荒王》、《说楚何惑王》、《说楚何惛王》三赋。萧作穿插写景、记事、抒情、议论，感时伤怀，颇为难得；李作感情激荡，用散文气势驾驭骈俪技艺，对后来杜牧的《阿房宫赋》深有影响；针砭时弊，文辞古朴，议论透彻清明，很有典型意义。

 

唐代从安史之乱后进入中期，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变故，辞赋创作空前活跃。柳宗元是唐代300年最有成就的赋家，只是这些成就都被他的古文成就光芒所掩盖。他存赋12篇，多是骚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振兴骚体，使赋这一古老样式重现异彩。他的《佩韦赋》、《解崇赋》、《惩咎赋》、《囚山赋》都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充分体现和表达了楚辞和骚体赋最有价值、最具光彩的精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柳宗元并称“韩柳”的韩愈（768～824年）今存赋5篇，最为人称道的也是骚体赋《复志赋》和《闵己赋》。中唐时期与骚体赋双峰并峙的是律赋。在天宝以后，贞元以来，进士考杂文又专取诗赋，这大大刺激了律赋的兴盛。最有名的律赋作家是李程（766～842年）和王起（760～847年），前者以《日五色赋》考得进士，存赋20篇；后者以《庭燎赋》为人推重，存赋60余篇。同期的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也有相当特别的律赋。

 

晚唐五代，新文体赋得以形成，这类赋以“大半是论体”为特色，代表作是杜牧（803～852年）的《阿房宫赋》。赋前半部分极力铺写阿房宫的宏大与壮丽，然后就事论事，指出阿房宫才建就毁，在于掌权者丧失民心，进而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不能像秦国那样治理天下，避免重蹈覆辙。这篇赋立意高深，辞藻华美，音调铿锵，历来被视为新文体赋的第一篇代表杰作。

 

宋初，尚文蔚然成风。辞赋创作骈体和律体盛行，重要作家有徐铉（916～991年）、田锡（940～1004年）、吴淑（947～1002年）、张咏（946～1015年）等人。与这些赋家相比显得另类的则是王禹偁（954～1001年）。他提出诗文创作应“革弊复古”（《送孙何序》），作的赋以律体为主，兼有古文体和骈体。《藉田赋》为骈体，用语清雅，在夹叙夹议中并用散文化的对偶句，自然贴切，为宋代后来的律赋所效法。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辞赋家还有：叶清臣（？～1051年），以《松江秋泛赋》见称；范仲淹（989～1052年），存赋25篇，以律体居多，《用天下心为心赋》、《临川羡鱼赋》等较有名。

 

北宋中期，政治改革带动和促进文学改革，辞赋创作出现新天地，最杰出者当推欧阳修和苏轼。欧阳修（1007～1072年）是北宋诗文创作的领军人，诗、文、词、赋兼擅。在今存的22篇赋中，骚、骈、律、文各体皆有，以《秋声赋》最著名。这篇赋取法古人，亦骈亦散，充满诗人的伤感和哲人的睿智，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标志着辞赋史上形式最灵活，表现力最强的新体式——新文体赋的诞生。这种新诞生的赋到苏轼那里达到了最高的成就。苏轼（1037～1101年）诗、词、文、赋、书、画诸体兼备，现存赋23篇。文体赋是苏轼辞赋创作成就的最高标志，而前后《赤壁赋》又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前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秋冬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写景空灵，怀古凄绝，议论充满理趣，三者合一，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清代古文家方苞曾说：“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评注古文辞类纂》）《后赤壁赋》以写景记梦为主，也有妙语佳句，而境界难与前篇相匹配。

 

北宋中期重要赋家除欧、苏外，还有邵雍（1011～1077年）、周敦颐（1017～1073年）、司马光（1019～1086年）等一批学者型作家。受欧阳、苏影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1045～1105年）、秦观（1049～1100年）、晁补之（1053～1110年）和张耒（1054～1114年）。他们的辞赋受欧阳、苏影响很深，同时又是有各自特点：黄爱奇，秦求工，晁崇简，张尚意。

 

南宋以后的辞赋，逐渐式微，在形式和内容都有所固定，发展缓慢，真正能站得住的大家几乎没有。像南宋的李纲、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金代的赵秉文、元好问，元代的刘因、赵孟、虞集、杨维桢，明代的刘基、薛瑄、前后七子、夏完淳，都有颇具特色的赋作传世，但已难出前代窠臼，难成气候。

 

清代，掌权者广开仕途，提倡程朱理学，网罗人才修史、整理典籍，整个社会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辞赋创作呈全面复兴，当然，这只是它的回光返照，黑夜前的几缕绚烂的晚霞。赋在这时的全面复兴体现在：一，数量多，光绪时鸿宝斋主人编的《赋海大观》得清赋15000余篇，而实际数目远非此数；二，品类全，骚体、诗体、律体、文体等一应具备；三，赋集众，有自结集，有选编集，有历代全集，有本朝单集等多种形式。清代著名的赋家有陈维崧、朱彝尊、袁枚、张惠言、龚自珍、章炳麟等人。在此之后，辞赋退出文学创作的舞台，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