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载体:骈文
骈文,也称骈俪文、骈体文、四六文,或简称骈俪、骈偶、四六,是一种通篇对偶或以对偶句为主构成的文章。骈本指两马并驾,俪本指夫妻成双,这两字形象地反映出骈文讲求语言的平行和对称。成熟时期的骈文,以骈偶、用典和讲究声律为主要特征。
骈文的名称来自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里的“骈四俪六”一句,成为一种真正的文体却是在魏晋时期。在这之前,骈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周易》和《老子》中关于阴阳刚柔及“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认识,表明古代先哲早已注意到对称之美。这种认识导入文字后,就形成了一种工整的具有对称工式结构的和谐美。汉字的单音只义的特点又易于使语句齐整,组成形、音、义三者整齐、对偶的句式。这些是骈文形成的基础。
骈文的对偶句式在《尚书》里已经出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禹贡》),“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这样的句子都是对仗工整、排列整齐、典雅悦耳的句子。春秋战国时期,骈俪句式大片大段出现,广泛见于辞令、说辞、论辩之中,在《左传》、《国语》、《孟子》、《庄子》中体现得很突出。战国后期,诸子散文由语录体转入论著体,而合纵连横之风更是对文章的骈俪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骈俪句式被广泛运用于逞辞激辩的文章中,偶对之句联翩而出,汪洋恣肆、气势磅礴。这方面,《荀子》和《战国策》最有代表性。随后的秦代,最著名的就是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头数句骈散相间,自“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以下,直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数十个骈句,十分工整。清代李兆洛编选的《骈体文钞》将它视为骈文初祖。
汉朝初年,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有的排比铺陈,有的全是骈句,有的骈散相间,但他们的文章语句仍不够整齐,对仗还显牵强。真正显示浓厚骈俪色彩的是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虽然也具备战国后期文章的风貌,但骈俪色彩增浓,后世论家多将邹阳文章视为骈文的起始。
东汉后期,文风转向绮靡华丽,散文中骈句增多。清代王闿运说:“骈俪之文起于东汉”(《湘绮楼论文》)。后世骈文家认为蔡邕的碑文在这一时期成为代骈文立格的文章,这在他的《郭有道碑》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故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是缨绥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就句式看,这都是标准的骈句,先后取典故于《周易·乾》、《论语·子张》、《大戴礼记》,声律和谐,辞藻华丽。
汉魏之际,骈文趋于成体,文风也受时代影响显得慷慨悲凉、清远洒脱。曹植、曹丕、建安七子以及竹林七贤都是这时有成就的骈文家。曹植作品感情丰富、词采靡丽,因其一生备受猜忌,故而文风恣肆奇崛,《求自试表》集中体现了如上特点。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为写给故人之作,不假造作,情深意长。二曹的文章都体现了早期骈文的特点:不刻意讲究对偶,不故意雕琢文句,典故少,自然成文。建安七子皆能骈文,成就较高的是孔融、陈琳和徐。孔融的文章以《荐祢衡表》和《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最有名,两篇骈散兼行,文情并茂,骈俪色彩很浓。陈琳擅长章表书记,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最具代表性。此文引古证今,音调铿锵,用典天然无迹,色浓而味腴。此外,七子中的王粲、徐、刘桢、阮瑀也有不错的骈文传世;应玚的弟弟应璩(190~252年)以文藻秀丽冠绝当世,其文章《与侍郎曹长思书》用典繁复得体,句式整练,对仗工整,对后来南北朝的骈文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嵇康的《养生论》、阮籍的《达庄论》、刘伶的《酒德颂》大都骈散相间,深受辞赋的影响。
晋代,骈文进入成熟阶段,体式迅速扩展为序、论、颂、议、碑、书、诔、策等许多种类,单篇文章中骈俪句式明显成为主体,骈句对仗工整,语言精丽,声律流转,用典贴切。西晋骈文家,首推潘岳和陆机。潘岳(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传世作品如《杨荆州诔》、《夏侯常余侍诔》、《马汧督诔并序》等,骈句音韵和谐,工整流利,“辞采绝丽”(《晋书·潘岳传》)。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骈文到陆机这里,凡赋之外,表、笺、书、论、策、议、碑、吊文、颂、连珠等,全部采用,可以说无体不备了。陆机最为人称道的是《吊魏武帝文》、《谢平原内史表》、《荐戴渊疏》、《辨亡论》和《豪士赋序》。西晋的刘琨(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其《答卢谌书》、《劝进表》都是相当工整的骈文。东晋前期骈文作家中,郭璞以奏疏闻名,葛洪以《抱朴子》传世。后期,孙绰(314~371年)的骈文《谏移都洛阳疏》分析形势,直言劝谏,为人称道。另一篇颇为后人传诵的是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文中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互相穿插,又以散句调整节奏,反映出趋于完备的骈文的基本形态。不仅如此,它的山水入人心的倾向对南北朝以至后世的骈文创作有相当影响。
南北朝时期,骈文体式完美,进入了最为繁荣的阶段,在句式上,不仅讲究对偶,而且将偶句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类型加以研究。句的字数也趋向骈四俪六,南朝宋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篇》:“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在声律上,骈文也开始强调平仄的配合。其他用典、比喻、夸饰等等技巧,在《文心雕龙》中都有详细论述。
刘宋是文风转变的重要阶段,骈文开始刻意追求词采、对仗、用典。颜延之(384~456年)的文章就以用典繁密、词采华艳著称,如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是一篇“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文辞富丽的作品。鲍照(约414~466年),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人,世称鲍参军,他是骈文高手,其代表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是一封家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以书信形式写出的骈文之一。其中描写远望庐山一段: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湖,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娓娓叙说行旅生活,大量写景,景色如画,实是前所未有。清学者许梿称其“烟云变幻,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六朝文絜》,并非过誉。此外,鲍照的《瓜步山楬文》、《石帆铭》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齐梁时代是骈文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作家都写骈文,同时,骈四俪六,平仄相间,隔句作对也日渐定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此时内容充实,形式完美的优秀之作。
孔稚珪(447~501年),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山移文》讽刺先隐后仕的人物,揭露世态,辛辣快活,文中以四六句为主,五、七言及散句相间而出,自然流畅,用典十余处浑然无迹。许梿说它“炼格炼词,语诱精辟”(《六朝文絜·卷八评注》)。南朝齐的骈文还有王融(467~493年)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谢朓(464~499年)的《拜中军记中室辞随王笺》、沈约(441~513年)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梁代,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雅好和提倡骈文,促进了这一文体的更加繁荣。这期间成就较高的作家除上文介绍的以外,还有江淹、刘勰、徐摛及庾肩吾等。
陶弘景(452~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他的骈文最负盛名的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虽用骈体,但多有直叙白描的散句,不拘对偶工整,语言流丽,描绘细致入微,确为山水文学之珍品。同样的佳作还有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吴均(469~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除《与宋元思书》外,他的《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也写山川写物,清隽可喜,时人称为“吴均体”。
丘迟(464~508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其代表作是《与陈伯之书》。陈伯之原为梁江注州刺史,受人挑拨,起兵反梁,投降北魏。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率军北伐,陈伯之驻守寿阳,两军对垒。丘迟当时是梁军中的谘议参军,受命写了这篇文章,使得陈伯之率部归顺梁朝。文中的“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句。
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是徐陵和庾信。徐陵(507~583年),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徐摛之子,出使北朝曾被扣留,南归后任陈。他的骈文以轻靡冶艳为主,声律娴熟,用典出神入化,“辑裁巧密,多有新意”(《南史·徐陵传》)。最著名的作品是《玉台新咏序》,这是一篇为自己编辑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作的序言。文章在格式上基本由四六句组成,多为四六句隔作对,严整精工中见流动之势。另一位骈文家是庾信(513~581年)。他字子山,是骈文高手庾肩吾的儿子。在出使北朝的时候,被终身羁留。他的前期骈文如《梁东宫行雨山铭》、《至仁山铭》、《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都与父辈风格相近,后期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一样,显得慷慨悲凉。其代表作是《哀江南赋序》。这篇序文抒发亡国之痛,感慨梁朝帝王的过失,情思摇荡,畅达自然,是骈文中的精品。骈文到徐陵和庾信的手中,已臻完美。他们的作品被视为骈文典范,供后人取法和仰慕。
由隋至唐初,骈文一方面沿袭南北朝的格式,另一方面律化明显。最能代表骈文律化特点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诃津)人,曾任朝散郎、虢州司功参军等职,最后在赴交趾探亲时渡海溺水而惊死。他的骈文最著名的是《滕王阁序》,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广为流传、最脍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其中名句极多: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这篇文章主要用四六言且合于平仄,音调铿锵,一气呵成,既有怀才不遇的失落,壮志难酬的不平,也有安贫知命的达观和飘零他乡的愁烦,不仅代表了初唐骈文完全律化的倾向,而且真实反映了初唐时期大部分文人思想情绪。
骆宾王(640~?年)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曾任临海县丞,后随李之孙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兵败不知下落。当时军中檄文皆出他手,最有名的一篇就是骈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此文首先写武则天的残暴和政治阴谋,次写讨伐武则天的目的与决心,然后号召朝野人士当机立断,加入讨武行列,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作结。全文集议论、叙述、抒情于一炉,错综变化,活泼跳脱,给人一种神完气足、挥洒自如的感觉。
“初唐四杰”中的杨(炯)、卢(照邻)也是颇有成就的骈文家。杨炯(650~?年),华阴人,代表作有《王勃传序》、《送并州旻上人诗序》等。卢照邻(635~689年),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代表作有《杨明府过访诗序》。他们的骈文格式精美,内容充实,律化色彩很浓。
盛唐时期,骈文开始出现散化倾向,追求流利平易,典故少,着力于一种浑融自然又不失雍容大度的风格。这中间代表性的作家有张说、苏颋、李白、李华。张说(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苏颋(670~727年)字廷硕,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武则天时被封为许国公。二人均以文辞见长,朝廷制诏多出二人之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的骈文气势深厚,卓尔不群。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是盛唐时期的骈文名篇: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文虽短小,但明白晓畅,有律化的特点,也有散文化的倾向。
李华(715~774年)的《吊古战场文》是散化骈文中的名篇,作于天宝末年作者以监察御史奉使朔方后。全文以四字句为主,间以六、七言,还夹入骚体文,骈散相随,铿锵可诵。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骈文势力大大削弱。但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同样也受到骈文的影响。韩愈的《进学解》便是一篇骈俪色彩很浓的文章;柳宗元的表启等作品,也多是骈文。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柳宗元“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骈文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散化趋势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陆贽(754~805年)。他字敬舆,苏州嘉光(今浙江嘉兴)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谥宣,世称陆宣公。他的骈文最负盛名的就是将古文的文法用于骈文,不用典,不征事,言事周密详尽,说理细致入微,开辟了骈文的新境界。《奉天论尊号加字状》、《奉天改元大赦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可视为其骈文的代表作。
中晚唐时,王朝中兴梦已灭,国力衰弱,古文运动式微,律化的骈文重新抬头,这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一生仕途不利,只当过些小官职。他曾将其骈文作品汇编成《樊南甲乙集》,名之曰“樊南四六”。后世称骈文为“四六”即来于此。他的骈文大部分为律化的,也有散文化的,代表作品有《上河东公启》、《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祭小侄女寄寄文》。
经五代入宋,骈文依然广为采用。南宋文人洪迈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容斋三笔》卷八)。宋初诸家,多学“初唐四杰”、“燕许手笔”或“三十六体”,恪守唐人规范,律化与散化并行。真正体现宋代骈文特点的是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及“苏门四学士”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欧阳修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苏轼的制诰和表启,曾巩的《齐州谢到任表》,《襄州谢到任表》,王安石的《答吕吉甫书》,秦观的《贺吕相公启》,《贺元会表》,晁补之的《亳州谢到任表》为代表,散化色彩都非常浓厚,后世称为“宋四六”。
南宋的骈文保留了“宋四六”的众多特点,格律较欧阳修、苏轼的骈文更讲究,平易自然。前期的第一位代表作家是汪藻(1079~1154年)字彦章,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人,南渡后拜翰林学士,后升显谟阁学士。他最杰出的文章是为隆祐太后代笔册康王为帝的文告《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及代高宗写的《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这两篇文章用典贴切,文情激越,固“格律精密”,而“擅绝一时”(《四库提要》),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南宋其他的骈文名家还有王十朋(1112~1171年)、孙觌(1081~1169年)、杨万里(1127~1206)、周必大(1126~1204年)、刘克庄(1187~1269)、方岳(1199~1262年)、王炎午(1252~1324)等。杨万里的《答赵守启》、《回韩抚州贺年启》都是相当典型的“宋四六”风貌,同时格律相当精严。周必大的《岳飞叙复元官制》是他最负盛名的骈文,是为抗金名将岳飞平反昭雪的敕文。王炎午字鼎臣,今江西吉安人,曾随文天祥抗元,宋之后隐而不仕。他的《生祭文丞相文》可视为南宋骈文的压卷作。
元明两代,因政治上的原因和文学上的复古思想,骈文呈衰弱之势,名家名作很少,较著名的文章有汤显祖(1550~1616年)的《答李乃始》、张煌言(1620~1664年)的《祭平夷侯周九苞文》、黄淳耀的《上座师王登水先生启》、牛金星的《讨明檄》。
清代骈文全面复兴,体例繁多、内容广泛。《清史稿·胡天游传》说:“俪体文自三唐以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清初骈文家最有名的是陈维崧和毛奇龄。两人都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而授翰林院检讨。陈维崧著有《俪体文集》10卷,措辞绮丽,用典繁密,情韵类似魏晋骈文。近代学者谢天量在《骈文指南》说:“清朝乃有以四六名家者,陈其年最号杰出。”毛奇龄(1623~1713年),字大可,号初晴,他的骈文不多,但大多斐然可观,风格疏宕俊逸,雄浑遒劲,较好的作品有《平滇颂序》、《沈云英墓志铭》。
乾隆、嘉庆两朝,是清代骈文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名家辈出,佳作纷现。余波所及,直至道光朝前期,较有名的作家有胡天游、杭世骏、邵齐焘、吴锡麟、纪昀、袁枚、曾燠、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刘嗣绾、李兆洛、阮元、彭兆荪等。
胡天游(1696~1758年),一名马,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虽仕途不利,但生逢盛世,才华横溢,多将不宜作的题目写得酣畅淋漓,故而名噪一时。其《大清一统志表》、《玉清宫碑》、《禹陵碑铭》、《赵开府碑》等,都是相当著名的作品。与胡天游同时的杭世骏(1675~1772年)、邵齐焘(1718~1769年)、纪昀(1724~1805年)也是颇有影响的骈文家。《东域杂记序》、《答王芥子同年书》、《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作,或清丽,或典重,情文并茂。
胡天游稍后一段时期,成就较高的骈文家是袁枚。他反对轻视骈文的倾向,所著的《小仓山房外集》绝大多数都是骈文。这里面最著名的当是《上尹制府乞病启》。此信是袁枚写给其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信。当时尹继善保荐袁为高邮知县,未获批准,适逢母患病,袁枚即上书乞养归山。文中既动之以情,又诉之以理,极富感染力,是一篇极为感人的抒情骈文。
与袁枚风格相近的骈文家是吴锡麟(1746~1818年)。他字圣征,号谷人,官至国子监祭酒。他的骈文《航坞山居记》、《答成亲王启》都是清新流利的佳作,与南朝的吴均、陶弘景的山水小品有神似之处。
乾嘉年间,江苏常州出现了一批骈文家,著名人物有洪亮吉、孙星衍。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号北江,官翰林院编修。他的骈文用典多而不觉繁缛,格调清新,凡书、序、启、记、诔、吊、铭、碑、谒、七招、连珠,众体具备。《八月十五日夜泛舟白云溪诗序》是其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文中全用白描手法,写景细腻,有苏东坡《前赤壁赋》的影响。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号渊如,历官山东督粮粮道,权布政使。他也有不少好作品传世,如《国子监赵君妻金氏诔》、《洪节母诔》等,都很受称赞。
与洪亮吉齐名的是汪中,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他学问广博,绝意仕途。汪中最著名同时也可能是清代骈文史上最杰出的作品是《哀盐船文》。文章描述了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江苏征盐船失火事件,第一段总叙失火,二、三段具体记叙,第四段表达对死难家属的祈祷。无论写景抒情,都显得挥洒自如;既讲究声韵对仗,又追求用典。杭世骏为此文作序,以之与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华《吊古战场文》相提并论。此外,汪中的《自述》最能显示个性与情感,是自伤身世之作。汪中在清代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如刘台拱《〈遗诗〉题辞》所说,“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
晚清时期,骈文创作已是落日余晖,渐趋衰亡,代表作家有李慈铭(1830~1894年)和王闿运(1833~1916年)等。总体上看,他们的艺术成就均未超过前人。“五四”运动兴起后,骈文也和古文一样,成为历史的陈迹。
元芳,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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