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萌芽产生期。文学理论萌芽产生在创造文字以后，是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状况以及文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文学理论大都体现在总体文化的论述内；其次，它和哲学、政治、思想紧密相关；再次，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艺术思想难以截然分开，相互包容；最后，虽然当时没有直接的文学理论，但后代的文学理论许多都可以从这时找到渊源。春秋时期，孔子提倡“诗教”，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后来的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讲求“养浩然之气”，对后来文学理论中的“文气”起到了奠基作用。荀子对儒家文学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点。老子和庄子代表了道家的文学观，老子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崇尚“无乐之乐”、“言意之表”、“物化”、“得意忘言”、“虚静”，对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

 

汉代儒士信奉孔子的“温柔敦厚”的思想，进一步形成了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确定这个准则的是扬雄（前53～18年）。他在《法言》中，自比孟子，要继承孔子，发扬儒家大业，以道、圣、经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提倡文质并茂。班固与此前的司马迁在他们的作品《汉书》与《史记》里倡导“实录”，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东汉前期的文艺思潮进一步深化，以王充和桓谭为代表，王充提倡真、善、美相统一，反对虚妄，反对复古，崇尚独创，这些理论集中反映在《论衡》当中。曹魏时期，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新特点。曹丕分文章为“雅”、“理”、“实”、“丽”四科，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西晋的《文赋》是陆机的名篇，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佳作，第一次完整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东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按《文赋》的道路继续发展的。南朝宋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最杰出的作品，由此形成了一门研究它的“龙学”。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在他看来，文学既是心灵世界的体现，又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原理和规律的。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来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种心物交融、主客统一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深远。《文心雕龙》从文学创作的构思、文学形象的艺术特征、文学的体裁和风格、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理论内容有许多至今还闪耀着光辉。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又一部重要著作，两者被誉为“双星”。钟嵘提出感情论，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崇尚自然，重视“如芙蓉出水”的美；倡导风骨论，赞美“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提出滋味论，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后世历代诗话都源于钟嵘的《诗品》。 

 

唐初，陈子昂倡导“建安风骨”，提出“兴寄”的文学主张。李白将这一主张继承和发扬，他崇尚清新自然的诗歌理论，对唐诗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歌艺术理论和理想是“清真”，清是清新秀丽，真是自然天真，正如他的诗里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与李白同时，殷璠提出“兴象论”，即以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王昌龄提出“诗境论”，他说：“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他把诗歌的意境创造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为意境理论的深化与扩展奠定了基础。皎然在《诗式》中将诗境的论述进一步深入和发扬。中唐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强调诗歌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二是创作上要“直书其事”。《与元九书》中著名的两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对后世诗歌理论批评影响深远。韩愈提倡“不平则鸣”，提出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主张“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晚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的高超见解使他成为唐代最重要、最有成就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对陶渊明、王维一派山水田园诗艺术创作的总结，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

 

宋代，文学理论批评上有很多重要的创造和发展，出现了像苏轼、严羽等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澹”论是北宋早期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北宋中期，苏轼是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提出“无法之法”，强调“随物赋形”和“传神”，追求“虚化”、“物化”和“妙观逸想”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前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与苏轼同时的黄庭坚肯定诗歌“忿世疾邪”的作用和温柔敦厚的旨意，提倡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希望能“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讲究法度的严密和森严，深深地影响着北宋后期到南宋的整个诗坛。诗话是记载诗人生平、诗歌创作背景、创作理论、艺术技巧等的杂著，在宋代很繁盛，较著名的有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惠洪《冷斋夜话》、叶梦得《石林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其中《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话著作，有系统的理论主张，提倡以禅喻诗，强调“别趣”、“别才”，以“妙悟”和“兴趣”为中心，师法盛唐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对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朝时期，前后七子载誉文坛，在文学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李东阳、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他主张把学古和师心结合起来，在当时显得很突出。另外，唐顺之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本色论也大大地突破了当时的条条框框。明代从嘉靖后期开始，反复古的新思潮逐渐扩大，代替了绵延一二百年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它的核心是：强调文学源于心灵，从师古转向师心，主张任性而为，以真实、自然为最高追求。这在文学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和钟惺的“情真说”。

 

清代初期，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论和“情景融和”论，叶燮的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对清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久以后，王士被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虽然各有所据，名头很大，但影响很小。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论，提倡文章写作上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影响非常大。清朝末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的诗歌理论，虽新意不多，却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思想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与他相似的，是提倡“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