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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天文、历算逐步由传统方法向西方方法过渡的时期。但是当时正是封建统治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虽然一切由皇帝说了算，却也存在着遵守祖宗法度与改革的思想矛盾。明代天文历算的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远在朱元璋尚称吴王时，太史院使刘基率其部属高翼献《戊申大统历》。刘基和唐初李淳风一样是位精通天文历数的人物。但朱元璋说：“古者季冬颁历，太迟。今于冬至，亦未善。宜以十月朔，著为令。”（《明史·历志一》）至明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基本上仍沿用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后来又命《大统历》与元《授时历》兼用。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仍用南京应天府的平均太阳日。明英宗正统年间，改用北京顺天府的平均太阳日。明代宗景泰年间，天文生马轼奏：“昼夜时刻不宜改。”（《明史·历志一》）代宗却决定说：“太阳出入度数，当用四方之中。今京师在尧幽都之地，宁可为准。此后造历，仍用洪（武）、永（乐）旧制。”因此时差、里差都难以准确。有一次计算某日应该日食，到时却没有发生。皇帝却很高兴，说是得天之胥。到了明万历年间，万历进士邢云路上书，称“治历之要，无逾观象、测景、候时、筹策四事”（《明史·历志一》），指出当时历法的错误。钦天监官非常厌恶他，奏其僭妄惑世。礼部尚书范谦却说：“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之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监官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所当和衷共事，不宜妒忌。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精心测候，以成巨典。”继而驳斥钦天监测候之误，奏请用西方传教士中的“大西洋归化远臣，参与历政”。但直到明崇祯二年（1629），明廷才开始采用徐光启的建议，让来华的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参与修制历法，而以徐光启为监督，组织人力编成了《崇祯历书》137卷。明朝的历法才开始精密，成为清代历法的先河。

 

《崇祯历书》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六目即历法的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六个部分；五目包括法原（天文学原理）、法数（天文用表）、法算（历算中的数学知识）、法器（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会通（中西各种度量换算表），其中法原是全书的重点。虽然《崇祯历书》所介绍的天文学理论在当时欧洲已属落后，但对我国学者来说仍然是十分新颖的，对我国的天文学发展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