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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开始摆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进入到农业文明的时候，掌握天象和天文学的知识，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天文学知识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因此，天文学的起源事实上是和农业的起源息息相关的。而天文学的起源以及天文学对农业的重要作用，首先就表现在它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因为农时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要求非常严格，在一年中，适合播种和收割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表现为“抢农时”，而通过观察物候的一些变化来了解时间的变化又是粗疏的，不可能满足古人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因此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观测天象规律就是决定时间的唯一准确标志。

 

应该说，古人观测天象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当时空气没有污染，大气的透明度非常好，夜晚也没有很多人工光源的干扰，因此观测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发现天象的运动和时间可以建立起联系，并把准确的农时告诉给人民，这个活动就叫做“观象授时”。

 

“观象授时”从表面上似乎只是一种天文学的活动，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说有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实践，从神秘莫测的天象运动中，发现了天象和时间的某种联系，掌握了天象运行的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天文学的知识在那个时期就是最先进的知识，它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掌握。而某个人一旦掌握了天文学的知识，他就可以通过“观象授时”的形式来实现他对整个氏族的统治。

 

这是因为“观象授时”的直接作用是决定农业的生产，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一年的收成，并因此而决定整个氏族的命运。因此，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就具有了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个观念在远古社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作为与天沟通的形式，了解天象的人也自然被认为是了解天意的人。如果谁能把时间准确地告诉人民，他必然会赢得整个氏族对他的尊敬与敬仰，这就是最早的王权的基础。

 

孔子在编订“六经”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叫做《尧典》，而《尧典》开篇就叙述帝尧命令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敬授民时”说明了古代帝王对于观象授时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项关系到他们统治地位的非常严肃的工作，需要他们兢兢业业地去做。有学者认为，《论语·尧曰》中所述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意思是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来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个圭表，“中”就是圭表。这是最早的一种天文学仪器，通过立表测影，可以了解时间。

 

在甲骨文中也有关于立中的记载，就是立表测影。这些都可以看出天文学和王权的关系。所以说，最早的天文学，实际是一种政治天文学；而天文学最早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只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种政治统治术。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官营性质，就是早期天文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青铜钺，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就是它的一个象形字。如把青铜钺立起来调转90度去看，就像一个“王”字。现在的“王”字最下边的一横，实际就是铜钺最下边的钺刃。按出土的铜钺上有一个图像，在这个图像上用绿松石画了两个同心圆。古代最基本的图形是圆和方，圆形是天的象形，而方形则是地的象形，这两个同心圆也具有这种意义。在这两个同心圆之间还有用“十”字组成的图像，外圈一共有12个，内圈有6个。这个“十”字纹，是古代文字的“甲”字。“甲”实际就是人们立表测影所得到的东西南北的四个方向，一横表示东西，一竖表示南北。

 

由于古代人计时是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配合起来计时，并构成六十甲子，所以，作为十天干的第一个字，“甲”也可以看成是计时名词的第一个字。因此在这个图像上，用12个“十”字纹构成的外圈即“十二时”，表示12个月；而6个“十”字纹构成的内圈，正好是“十二”的一半，表示历月阴阳的概念。古人有把月份和十二律相配合的律制，十二律就是把一个八度分成12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处于单数的“律”是阳律，处于偶数的“律”是阴律，12个律跟12个月配合起来，每个月都可分出阴阳雌雄，所以这6个“甲”字就表示有六阳月、六阴月。而两层“十”字纹也正反映了这样一种阴阳的观念。所以在这个表示王权的铜钺上所绘刻的记时天文学的历法，明确显示了天文学和王权的联系。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在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将天文知识视为一种垄断性的知识。比如明朝初年禁止民间学历，如明代沈德符在其《野获编》里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历代还规定，凡钦天监人员“不许迁转”，“子孙只学天文历算，不准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这是用法律的形式禁锢天文学。

 

天文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在于如何认识宇宙，但古代天文学成为皇家学科之后，始终局限在“颁历授时”和“占候”（占星术）的圈子里，成为封建王朝最为重要的“国政”。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过：“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又说：“灵台从一开始就是明堂（祭天地的庙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在朝廷内设有专门的司天人员或天文机构，称为太史局、司天监、司天局、钦天监等。并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从事天文学研究工作。规模最大的数唐朝的太史局，曾拥有各种天文人员1000多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天文学研究并未中断。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始终保持一脉相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天文机构里，天文官们要进行大量的、连续不断的观测计算工作。监测记录日食、月食等各种异常现象的出现，探讨天体运行的规律。并将观测结果呈报朝廷，予以记载。正史中《天文志》、《五行志》、《律行志》，就是历代天官对天象观测的记录，其丰富和详细，举世无双。所记载的日食、彗星、超新星等资料，对解决现代天文学的许多难题，都有很大意义。在历法上，从春秋战国的四分历算起，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历，我国历代利用过的历法共有66种，其中著名的优秀历法就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