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言

“什么是词？”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讨论。

 

《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段注云：“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又云：“词者从司言，此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说文》之所谓词，明明是指文法上所谓词类之词，并不是解释诗词之词。因为词体晚出，最初词的解释，只有造字本义。及词体成立，词的意义，已经不是本义词的解释；也只能从词的作品里去探讨，不能从《说文》的解释了。

 

《词源》跋云：“词与辞通用。”段氏《说文解字》注云“辞谓篇章也。”是辞即篇章之辞，这又不免过于笼统了。词是文学的一体，固然是成篇章的。但成篇章的，又何止词呢？散文小说都没有不成篇章的，辞之一字，并不足以表现词的特色。最好说词是歌辞；那末歌辞是不错的，然而歌辞两字，只能算是词的别名，表明词是“歌”的，并不能算词的定义。——况且词还不能概括歌辞，古诗、乐府、近体、绝句，也是歌辞呢。

 

从词的作品里观察词的意义，我们诚然可以明白词是什么了，可是却不能指出词在文体上的特性。换句话说：诗与词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王阮亭曾经告诉我们诗词曲的分界，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刘公戢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则云：‘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此诗与词之分疆也。”这未免说得太神秘了。还有几种说法，也都是先肯定了诗与词的分别，再从作法上、修辞上、叶韵上、体格上，或字句上，勉强下一个区别。这都是没意义的。老实说：无论在形式、在内容上，诗与词都没有明显的划界。先从歌词方面说。

 

方在晚唐五代，词即歌辞。故《花间》《尊前》诸集，无词名，凡属歌辞，均为选录，并不以长短句分别。我们若以歌辞为诗词之分，那末《花间集》里面正有许多诗体。例如《杨柳枝》：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断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

 

（《花间集》温庭筠词）

 

这是两首七言绝句。又如《纥那曲》《长相思》系五言绝句。《清平调》《竹枝》《小秦王》《阳关曲》《八拍蛮》《浪淘沙》《阿那曲》《鸡叫子》，均七言绝句。《瑞鹧鸪》系七言律诗。《款残红》系五言古诗。这些歌辞俱载《尊前集》《花间集》《草堂集》中。如其我们承认这些是词集，便不得不承认这些是词，然而却是诗的体裁。我们如何去区分诗词呢？

 

或者这么说，诗虽是歌辞，却是整齐的句子；词是长短句的歌辞，这是诗与词的不同。殊不知古乐府里面也有许多长短句的歌辞，例如《战城南》（汉铙歌）：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它如《瑟调曲》的《东门行》《孤儿行》之类，都是长短句的歌辞，都是乐府诗，而不是词。

 

还有一说，谓词是倚声制辞，按谱填词。这种倚声填谱，便是词与诗的分野线，这种说法也是枉然的。我们说《花间》为词集之祖，而《花间集》的词便没有一定的调谱。同系一个调子，字句多殊，并非定体。而所谓按谱填词者，乃后人摹拟宋词的体格，并不发生文学上的意义，尤不足以表明词的特征。

 

凡此处处俱无法证明诗词之划界，实因诗词无区划之可能。据我看来，词就是诗。所谓词者，不过表明词在诗里面的一个特殊色彩而已。何谓词？答曰：

 

“词就是抒情诗。”这怎么说呢？且分形体、内容与音乐三方面来解释：

 

（一）诗的形体，大都是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三百篇》的诗，汉代的古乐府，六朝的吴曲歌谣，长短句，很多词的形体，也是一样有不整齐的长短句，有整齐的五言七言。虽然词的长短句多些，这却更适宜于抒情诗。例如《三百篇》的抒情诗，六朝歌曲里的抒情诗，大概都用长短句。因为形式太整齐，便过于板滞不活动了。这种曲线式的长短句，为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形体。

 

（二）从音节方面看，词不但论平仄，并且讲求五声。词押韵比诗更要严格，故词之音乐成分，只有比诗复杂；音节比诗更要响亮。音节与韵律容易在听觉骤增抒情的力量，易于引起情绪的波动，发生联想的感情，故音节在抒情诗里面至关重要。而词的音节，自然是适宜于抒情了。

 

（三）更从内容方面看，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类。词则仅限于抒情一体。我们试将词的作品分析归纳下，其描写的对象，总不外闺情、离别、伤怀、怅忆之范畴。如《花间》小令，务著艳语。南唐李后主，宋初柳永皆婉约为宗。虽然苏（轼）辛（弃疾）务为豪放，却号称别派，然亦未尝非抒情也。南宋词若《绝妙好词》所选，莫非言情之作。沈伯时云：

 

作词与作诗不同，纵是用花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乐府指迷》）

 

李东琪云：“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沈伯时又云：“词过片须要自序。”明明是咏花草，不可不入情意；明明是咏物，不可不归自叙。总结一句，即词不可不是抒情的。那末抒情词与抒情诗，有什么区别呢？如李后主的《虞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又如《捣练子》一首：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这与王昌龄的《长信秋词》：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夜听南宫清漏长。

 

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都是抒情的诗和抒情的词，除了字句的长短以外，哪里有划分为两种体裁之可能呢？王昶谓：“不知（词）者谓诗之变，而其实诗之正也”，此言得之。

 

本来中国文学的分类，只是照形式分，全不顾及内容及其他方面。故《国风》与《离骚》原均为诗，乃因篇幅之长短，别为诗赋。诗歌小变，又分为古诗、近体。五言即为五言诗，七言即为七言诗；四句为绝句，八句为律诗。这完全以形式为划界，只要形体稍变即别立一类的名目，并没有根本的差异。词之得名，也是由于诗的形式上，小有变改，遂另立词名，以别于诗。其实词不但是诗，与诗没有何等的差异，而且是形式更适宜于抒情，音节更响亮，内容更系情感的。可以说是诗中之诗——抒情诗。唐诗之变，只是形成抒情诗的一种形式，宋词之发达，不过表现抒情诗之单方面的发展而已。

 

可是，如其我们说词是抒情诗，不错，抒情诗三个字，的确是词的最好的定义。但这又偏于内容的界说了。为普通人明白词是什么起见，暂下一词的定义：“倚声填谱的歌词，谓之词。”词是歌辞，已无话说。现在于歌辞上加以“倚声的”，则《三百篇》、古乐府、五七言绝句都是以乐协辞的，不算是词了。又有“填谱的”，则宋以后的填词，也算词了。大概这个定义，“倚声填谱的歌辞谓之词，尽可以包括一般之所谓词了”。于是“何谓词”的答案，可由（一）词是抒情诗，（二）倚声填谱之歌辞谓之词，两项归纳得一个结论：

 

“何谓词？在形体上是音顿一定的，篇幅简短的；最长的词如《莺啼序》也不过二百四十字。在音节上是‘倚声的’，或是‘填谱的’；而内容的实质，是‘抒情的’，那便叫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