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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碑版看法，我们以为真正十分成熟的楷书，到唐初方形成而臻极。虞、欧、褚、薛四家正代表一特点。

 

若远追楷书的根源，则由隶而楷，可以追溯到汉末魏初。若以个别的书家为代表，则钟繇当然是第一人（关于钟氏书体，还有许多问题值得争论，本文不涉及）。在此稍后，有属于孙吴的《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完全是楷书了。自晋以来直至陈、隋，尽管南朝流行简牍，禁止刻碑；尽管北方盛行碑牓，简牍罕传；但楷书笔法都是一致的。不过由于南朝王羲之妙总众长、独传新法以后，简牍之风格外盛大罢了。这种字形上的南北小异，并不妨碍笔法的从同（因此，阮元的南帖北碑论，是只就表象上看问题的，我们不相信他的说服力）；直到唐初丰碑巨碣的森立，才又与笔法的一致而一致起来。唐初的楷书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的金石气；但同时姿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真正的楷书到此时才合南北为一体而臻于大成了。

 

这是自王羲之传法有的最大收获。当然，由于唐朝政治的一统，方能具备这样丰硕收获的条件。而从另一角度，作为代表先进工作者的个人努力成果的角度看来，仍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歌颂虞、欧、褚、薛等人的贡献。在此四人之中，虞和欧都是从陈经隋入唐的前辈书家，薛稷是显然的后辈。独有褚遂良比虞、欧晚，比薛稷早，他的书体在当时便已大行于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以上皆是学褚字的。这一点即已足证明褚体势力之大）是一位中间的中坚。这不是说褚书比虞、欧两家还高。当然虞、欧两家的褚的渊源所自的一部分，而褚未必超虞、欧而上。但以其在当时和以后的势力而论，则成为传右军书法的主要人物了。这其中的理由安在呢？此一小文即以个人所测试作解答。

 

第一，由于他是王右军的最精深的研究者。我们都知道褚的历史，他是唐太宗文学馆学士褚亮的儿子。虞、欧都是他父亲的“老同事”。唐太宗曾经慨叹地对魏徵说：“自从虞世南死了，就没有谈书法的人了！”这位精于辨别笔法的魏徵就保举了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于是“即日召入侍书”。他是这样接近了这位文武兼资的皇帝的。太宗酷爱王右军书，购求极夥。这无数的王右军书真伪相杂，太宗悉命遂良鉴别“真伪一无舛误”。王右军的真迹到今天，严格来说，已无一字存留。我们赖以窥见右军，只靠传摹拓墨。而《十七帖》号称右军书中尤为煊赫有名者，即出于遂良鉴定。我们今日尚可在墨本中见到，当接受他的赐予！以他这样精于研究王右军，所以他当然是一位传法的大弟子大功臣。

 

第二，由于他是王右军隶法的最显著的继承者，王右军的书法明显地继承了和光大了隶书的方法，这是自来论书者所一致承认的。唐朝孙过庭曾说：“元常专工于隶书，白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我们知道王右军是后来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又在堂兄王洽家中看到《华岳碑》方逐渐大开眼界胸襟的。右军专精苦学的就是隶书。《晋书·王羲之传》即有“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话语。右军从这里才把卫夫人的小路抛开。所以善学王右军者，须从隶书入门得法。但右军隶法，含在笔内，在字形上不太显著。而遂良则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尽量将它发挥显明出来的。他传下的碑，无论《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或《伊阕佛龛记》，都是直下明白的隶书根基，使人一见分晓便知来历。这是他直接传法的最突出之一点。

 

第三，由于他是继承了右军创新精神的。前段已说右军学隶书却将隶法的形貌所隐约。这正是右军学古而不泥古，善于化古为新的创造精神的表现。庾翼在当时看到右军的新体书竟然成为庾家子侄辈群相学习的范本，气得喊道：“儿辈厌家鸡爱野鹜！”这即是指的右军新兴的笔势已威胁到庾家旧派的堡垒中了。而遂良则在继承方面强调了右军的隶法，在发扬方面更以此方法进一步再变为自己的新体。这一种创造精神，也正是善于继承右军的创造性。

 

我以上列三理由解释遂良的何以能继右军。兹更进而欣赏遂良在楷书上所成的新体特点何在。我以为他善于以虚运实，化实入虚。书法毕竟如同人一样，须以气力为基础。然真有力者，却决不以鼓努大臂与人寻打为能，反而是谦恭有礼，却自然使人不敢犯。在书法即是不一定以粗笔画为有力，反之笔画细而有力者乃愈见其力。这即是虚实运用之妙的具体表现（米元章说“得笔则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非常有见地）。褚书愈入晚年力愈沉而笔画愈细，其表现于外者，则为姿态愈加流美，字形宽绰而多变化，这是他的新体与众不同之处，所以褚派书法的大为流行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不从古人成法中虚心苦学，就不能深入精微，不从古人成法中大胆力破，就不能突出范围，别辟新途。书法的继承与发扬便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以波浪的螺旋的关系激荡扬弃而进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