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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元明时期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与移民，“皆立屯田，以资军饷”，以作为“养兵息民之要道”。

 

元代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军屯由元朝从内地调派到各民族地区驻守的蒙古、汉、回军以及原在南方的爨、畲军等组成。所种田土有“自备已业田”和“官给荒田”两种。军屯的田户，除戍守以外，还服军事徭役，从事田土的耕作，他们有权支配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也摆脱本民族封建领主羁绊，成为自由农民。而民屯实际上是中央王朝的官佃户，其中有摆脱土司统治而被朝廷视做“漏籍户”的居民、退役的军人以及募来的屯户。他们耕作荒地，由官府发给禾种，其收获物则按官府收取40%、屯民得60%的比例进行分配，此外别无徭役。

 

屯田的建立，便于驻军就近取得粮饷，有利于元朝官兵在民族地区的戍守。此外对复垦荒地，兴修水利，进一步推动当地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好处。它稳定了元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成为朝廷在当地的统治支柱。

 

明代兵制与元朝不同，“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在南方民族地区，除了广设卫所以外，还设置从宣慰使、宣抚司直到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一整套世袭武职士官。卫所官兵从事军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此外，还有“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商屯数量较少，以商屯形式迁入云南金齿冲、楚雄府一带的屯民，成为汉族向西南民族地区移民的一部分。明代初年、明将沐英留镇云南之时，以云南土地甚广、荒芜居多，宜置屯田，所以“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

 

在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至明正德五年（1510）的120多年中，明朝增加屯田数将近两倍。并且随着田土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牛耕的传入，农业生产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好处。

 

但是自明正统年间以后，因“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屯军多逃死”，而官府又“伪增田、搜括惨毒”、“边外数扰，弃不耕”。各种原因使屯田制度逐渐破坏。到万历年间（16世纪后半期）时，全国屯田数仅64万4千余顷（即2470万亩），减少了28%左右。屯丁逃亡日多，沿边屯地，变为沙碛、荒碱之地，使得田民屯丁的负担加重。

 

随着南方民族地区军民屯田的建立和开拓，迁徙到这里的汉、蒙古等族的移民日益增加，云南、湖广等地的驻屯部队就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元朝以皇室宗王率领进驻云南的蒙古军人就达10万人之众。后来存留的仍有2万人左右。据《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到云南的移民除了从事戍守的屯民以外，还有从事商贾或其他如流放、仕宦等原因的移居者。他们的子孙或者入乡随俗，融合于当地民族之内；或以小的群体在当地独立发展，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特征，并与邻近友好交往、相互影响、壮大了自己。如云南楚雄一带，“府治之近多旧汉人，乃元时移徙者”，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而服食、器用及婚姻大抵同风”。而迁入云南、湖广的回人，开始时大抵以男性为主，他们与住在那里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妇女通婚，生养子女，发展了自己的民族。

 

元代时期，南方山区道路险阻，盗贼出没，交通困难，元代首任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度量地理形势，在各交通要道建立“镇”的组织，每镇设土酋吏和百夫长各一人，用以绥靖地方、保持往来交通，便利了行人的来往。大量移民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元代在云南地区的兴农事迹，无疑对那里的生产发展带来了好处。

 

元至元十年（1273），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鉴于昆明湖每逢夏季洪峰水浸城郭的情况，找出其症结所在，发动民夫2000人进行治理，排泄积水，得到旷地1万多顷，并都开垦成为良田，无疑这对发展当地的农业起了良好的作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乌古孙泽募民之健壮者4600余户，置雷留、那扶十屯，并蓄水垦田，筑八堰，“得稻田若干亩，岁收谷若干石为军储”，“边民赖之”。在雷州半岛，乌古孙泽教民浚故湖、筑大堤，“计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澙并为膏土”。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还根据当地居民“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遂将内地先进的方法传来教导，“收利十倍于旧”。使不少人趋于富庶。这些措施引起附近罗罗等山区民族百姓的仰慕，纷纷来归附元朝官府，又在这些地区增设了郡县。赛典赤·赡思丁和张立道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又“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在中庆路“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入南方民族地区，对西南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