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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

 

当时日寇入侵，平津相继沦陷。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课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1600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湖南长沙，在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里继续他们的学业。三个月后，因日寇逼近，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前往昆明。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6天以后，汇集了三校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咬紧牙关，培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使西南联大文化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

 

当时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层双人床，室内灯光黯淡；教授们的生活也极为清苦；学生们简直得不到起码的温饱。可以说是艰苦备尝，饱经忧患。但是，广大师生们有一种不甘沦亡的坚卓刚毅精神。他们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深信胜利后国家重建，需要一大批人才，因而，教师们教书不忘国难，治学谨严，诲人不倦；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广大师生们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形成了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那时的联大校园，不论是树下、墙角、街头、茶馆，随处可见联大师生们孜孜以求，刻苦攻读的身影。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好些人站着记笔记。当时校图书馆库藏书少，参考书不足，有些教授为了备好一堂课，往往四处寻觅有关书刊，常常深更半夜赶编讲义，遇停电时，更需秉烛笔耕。

 

西南联大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为首组成的西南联大常委，聚集了原三校著名教授和当代精英，如闻一多、张奚若、陈寅恪、吴大猷、钱穆、陈省身、任之恭、扬振声、曾昭抡、杨石先、罗常培、罗庸、牛满江、潘光旦、吴晗、华罗庚、郑天挺、冯友兰、陈序经、施嘉炀、黄钰生、查良钊、周培源、费孝通、钱钟书等。名师出高徒，在他们的带领指引下，培养出蜚声国内外的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如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彭珮云、王汉斌、汪曾祺等人。八年抗战中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共8000多人，其新属附中也培养出又一批杰出人才，如自动化专家戴汝为、文学家冯钟朴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新中国各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坚力量。正如纪念西南联大50周年校庆时，当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在祝词中指出的那样：“人才济济，名流如云。”像西南联大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高等院校，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有的。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学文化和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南联大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