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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子曾是古代一种独特的代步工具。在宋代以前，舆轿多单称“舆”，扛上肩的属肩舆，用手抬的属腰舆。“舆轿”一词见于《汉书·严助传》中的“舆轿而隃（逾）岭”的记载。

 

1.远古时期的轿子

舆轿最早应是用于翻山越岭。《史记》中就曾提到，大禹治水时，“山行乘檋”，“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集解引徐广注说：“檋，一作桥。”按《癸巳类稿·轿释名》，因檋是过山之用，负在一前一后两人肩上，远望过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所以又可称“桥”。而“桥”、“轿”二字古时可相通。这是古文献中对轿子的最早记载。

 

2.春秋战国时期的轿子

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舆轿实物，是1978年从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陪葬坑中发掘出的三乘木质舆轿。其中一件经复原后其原貌为：由底座、边框、立柱、栏杆、顶盖、轿杆和抬杠等部分组成。底座呈长方形，顶盖仿四面起坡的房顶形式，轿身原应施围帷幔。前开小门，供乘者出入。轿杆捆绑在底座边框上，这和后来轿杆固定于轿身中部的形制不同，但它仍然是以后各种肩扛式轿子的先祖。从该舆轿完备的结构看，当时制造舆轿的技术已相当成熟。

 

3.汉代的轿子

在汉代，舆轿为了能够轻易地翻山越岭，多是用竹子编成，所以又有“竹舆”、“箯舆”、“编舆”、“箯”等名称。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铜贮贝器上可以见到汉代舆轿的形象，为长方兜形，有抬杠，但没有帷幔和顶盖，乘轿者“席地而坐”，由四个短衣跣足的壮汉肩抬而行。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轿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舆轿已经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新的日常代步工具，在形制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八扛舆”、“版（板）舆”、“襻舆”、“篮舆”等。都是“人以肩举之而行”（《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注），所以统称为“肩舆”或“平肩舆”。

 

“八扛舆”需要用8个人肩抬，轿夫为前6人后2人。其轿身较大，可同时乘坐二人，轿上笼罩幰幛，夏日可避蚊虫。此轿不用抬杠，而是直接将轿杆上肩。在晋代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班姬辞辇图》中，可见到这种“八扛舆”。“八扛舆”是一种高等肩舆，当时只有皇亲王公才能乘坐。

 

“平肩舆”是一种上均施通幰幰饰华盖，由四人肩抬行的轿子，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朱漆彩绘屏风上和河南邓县南北朝墓出土的模印彩绘画像砖上可见到它的形象图。

 

“板舆”是民间通用的轿子，所以其形制较前几种简陋，只是把一块方木板固定在两根杠上，由两人一前一后抬行。乘者屈膝或盘腿坐在板上。

 

5.唐朝的轿子

盛唐之世，舆轿的种类繁多。皇帝所乘的轿子叫“步辇”；王公大臣所乘的轿子叫“步舆”；妇女所乘的轿子叫“檐子”或“担子”；民间通用的“板舆”叫“舁床”，舁，共同抬东西之意。

 

由于此前的“肩舆”重心较高，乘者盘坐其上，很不安全，所以唐朝一改以往的抬轿方法，轿夫以襻带系挂杠端，挂于肩头，双手下垂提杠而行，舆轿高只齐腰，不上肩，很像推独轮车状。因此唐代的各种舆轿又可统称为“腰舆”。在唐代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中，可见到最早的皇帝乘坐的步辇形象：唐太宗盘腿坐于步辇上，其形制即为简易的板舆，两宫女前后抬辇，襻带系于两杠头，挂在宫女颈上。步辇的四角还有四宫女相随，皆双手置辇边框上，以助抬辇。

 

古代妇女乘轿的历史应始于唐代文宗时期，其所乘坐的檐子，是以竹篾编扎而成，形制已接近后世的轿子。按《册府元龟》载：“唐文宗时，妇人本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但仅限于朝廷命官之妻、母。按当时规定，一、二品及中书门下三品官的母及妻，其檐子用金、铜作装饰，轿夫八人；三品官，其轿夫为六人；四品官、五品官，檐子以白铜为饰，轿夫四人；六品以下以漆画纹，轿夫四人。

 

6.宋代的轿子

宋代开始有了“轿子”一词。宋代王铚在其《默记》中提到：“艺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不管此前此后轿子的称呼怎样变化，但作为总名，“轿子”一词一直沿用至今。清代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说：轿“古者名桥，亦谓之辇，亦谓之茵，亦谓之辎，亦谓之辎，亦谓之舁车，亦谓之担，亦谓之担舆，亦谓之小舆，亦谓之板舆，亦谓之笋舆，亦谓之竹舆，亦谓之平肩舆，亦谓之肩舆，亦谓之腰舆，亦谓之兜子，亦谓之簥，而今名曰轿，古今异名同一物也”。

 

宋代是我国古代家具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高脚桌椅的广泛使用，引起了许多生活用具的相应变化，轿子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轿子已改为全遮式，轿身呈立体长方形。用篾席围遮，盔帽式顶盖，四角上翘。左右开窗，门扉施帘。轿内置放高脚椅座，乘轿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由于轿身增高，重心上升，过去将轿杆捆绑于轿底部的做法已不适用。这时的轿杆皆固定于轿身中部，既保持重心稳定，又便于轿夫起放。这种新形制的轿子较前代敞开式的各式“肩舆”或“腰舆”，要舒适稳当得多。自宋至近代，轿子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固定形制，只是在纹样装饰、材料质地、尺寸大小和抬轿人数等方面有些差异罢了。

 

宋代轿子的款式、质地日益讲究，并根据地位的尊卑，制定了座轿的等级制度。如皇帝的坐轿皆称“辇”，皇后的坐轿则称“龙肩舆”。

 

宋代乘轿人已不限于王亲贵族，许多平民庶人、富商大贾也多乘轿。当时抬轿谋生已成为三百六十行之一。按《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师（今开封）的街头巷尾，随时可以租赁到轿子。宋代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不少由二人肩抬而行的担子形象。其中有的轿顶上还插满柳枝。1958年河南方城宋墓中就出土一乘石质轿子模型，其形制与《清明上河图》中轿子的形制相近。1978年江苏溧阳发现宋代李彬墓，其中出土一乘这类小轿的陶制模型，为一把大椅，两旁扎有竹杠，不施帷幔，轿夫二人，皆短衣小帽，一前一后作抬轿姿态。这种简易的轿子形制，是明代以后“凉轿”或“滑竿”的前驱。

 

7.明朝的轿子

明朝的轿子有“显轿”与“暖轿”之分。显轿也叫做“凉轿”，民间则称为“山轿”。即为一把大靠椅，两旁扎有竹杠，椅下设有踏脚板，不施帷幔，大多是与华盖罗伞相配用，类似四川山区地带流行的“滑竿”。暖轿则和宋代的檐子形制相差无几，只是盔帽式顶盖由圆穹窿形变为略呈四面坡形，四角不上翘，顶尖饰宝瓶。在明代《安南来威图册》插画中，就绘有嘉靖年间云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乘轿出巡的场面。图共两幅，一幅为乘四人抬暖轿出衙署，一幅为乘八人抬显轿出巡。1960年上海卢湾明墓中，曾出土明代显轿与暖轿的木制模型各一个。

 

8.清代的轿子

清朝的典章制度繁缛而森严，乘轿也如是。如皇帝在什么场合乘什么轿子，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的轿子都称做“舆”，分礼舆、步舆、轻步舆和便舆四种。

 

“礼舆”是最尊贵、最庄重，也是最豪华的御轿，皇帝也只有在祭天和祀祖的场合下才乘坐。其形制为立体长方形，楠木质，上有穹窿盖二层，第一层呈八角形，第二层呈四角形，各角皆饰金色行龙。轿顶盖正中冠以镶珠错金宝瓶，盖檐垂明黄色绸缎。轿帷也用明黄云缎，夏用纱，冬用毡。左右开窗，冬装玻璃，夏罩蓝纱。轿内置金龙宝座。轿身左右有直杠，长一丈七尺多，大小抬杠共14根，涂红漆，绘金云龙纹，所需轿夫多达16人。

 

“步舆”为皇帝巡游于皇城内乘坐的显轿。

 

“轻步舆”为皇帝到皇城以外狩猎、巡视乘坐的显轿，其规格尺寸小于步舆。

 

“便舆”是时刻伴随于皇帝身边的小轿，以便皇帝在宫廷、园囿随时可乘坐。便舆也有暖轿和显轿之分。

 

另外，皇后乘坐的轿子与皇帝乘坐的轿子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只是纹饰改龙为凤，因此有“凤舆”之称，也由16人抬。至于皇贵妃、亲王妃及公主所乘轿子是“翟轿”，其形制与凤舆同，只是尺寸略小，纹饰易凤为翟（长尾的野雉），由8人抬。

 

清代的王公大臣都备有显轿、暖轿各一个。按等级高低，质地纹饰也有区别，轿夫人数不同。4人以上抬的轿通称为“大轿”，2人抬的轿俗称“小轿”。清代徐扬《盛世滋生图卷》中便绘有许多清轿往来于苏州城内繁华街巷的场景。

 

9.关于乘轿的制度

自南宋起，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迎亲嫁娶，都乘坐轿子。即“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这类轿子俗称“彩轿”、“喜轿”、“花轿”或“彩亭”。这种花轿初时比较简朴，只用蓝色绸布作轿帷，四角架悬桃红彩球。以后日趋华丽，除用大红织锦作轿帷外，轿的前后左右还各加小镜，轿顶也悬缀小镜数面。《清俗纪闻卷》一书的插图中，就描绘有这类花轿的形象。书中还提及另一种形制特殊的花轿，其形近似一间小屋，顶呈卷席两坡状，四周以红帷幔遮蔽，轿的四角以及轿身两侧中部均悬垂结花彩带。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对乘轿的规定皆有不同。

 

南北朝时，官员乘轿只限于寓所私苑内，上朝出使仍须乘车。但因当时乘轿之习尚不普遍，故对乘轿并无严格规定。

 

唐朝建立以后，开始制定乘轿之规，并且日臻森严。初唐时期，除皇帝以外，一般人都不准乘轿。年老体弱的大臣进宫议政，经皇帝恩准特许，方可乘轿。唐太宗以后，朝禁一度松弛，一般朝廷命官及其妻子、内侍、太监、宫女也可乘轿了，但小吏、商人和百姓还不能乘轿。唐武宗开成五年（840），根据大臣黎植的建议，正式规定：除“宰相三公诸司官及致仕（退休）疾病官许乘檐子”（《旧唐书·舆服志》）外，其余“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唐会要》卷31）。对贵妇人和品官夫人则许乘檐子。但她们轿子的装饰和轿夫的数量按等级不同，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得逾越。

 

北宋时，许多封建士大夫自命清高，认为乘轿“以人代畜”，是有伤风化的不道德之举。所以，北宋除“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宋史·舆服志》）以外，凡朝廷命官皆不乘轿，即便是个别老弱病残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朱子语类》卷128）。对于品官家眷和民间富户乘轿，则不加限制，但对轿夫人数却有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翰林学士李昉上奏言：“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宋史·舆服志》）这或许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均为二人所抬的缘由。

 

南宋时期，宋高宗以江南多雨，“扬州街路滑，始许朝臣乘轿”。其后“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宋史·舆服志》）。又由于当时的马匹、车辆几乎大部分为金人掠去，所以从那时起，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骑马乘车者渐少，而乘坐轿子者日多，以至形成“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宋史·舆服志》）的状况。由于乘轿限禁逐渐放宽，王公及品官之妻也多坐轿。到后来，甚至一些无爵位的富人也可乘轿。民间百姓婚嫁迎娶也莫不乘轿。仅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在南宋统治的半壁江山中就形成了轿子不绝于道，乘轿者比比皆是的局面。由于轿子风靡当时，在客观上就影响并阻碍了制车技术的发展，造车业随之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汉唐时那种有车千乘、万乘之盛况，使我国原本领先于世界的制车技术，从此停滞不前。

 

明清以来，轿子则有官轿、民轿之分。官轿等级甚严，身份与官品不同，所乘轿子的质料、装饰、大小和轿夫人数，也不一样。明代皇帝之坐轿因其顶髹红漆，故称红板轿。除此以外，凡轿皆禁髹红漆。明初定制：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正德以后，轿制稍弛，各品文官皆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但只能坐无帷幔的显轿。

 

清制规定：“满洲官唯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官，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清史稿·舆服志》）违者查旗御史参奏。亲王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帏，外罩鹦鹉绿呢，四面置纱窗，悬珠穗。轿夫八人。郡王的乘轿为红盖、红幨、红帏，轿夫亦八人。两王之轿，俗称“八抬大轿”。汉人文官自大学士以下至三品文官以上，轿用银顶、皂盖、皂帏，在京轿夫四人，出京可八人。四品官以下，轿用锡顶、皂盖、皂帏，轿夫二人。明清的官轿出官府时都有侍从在前鸣锣开道，沿途呵斥声不绝于耳，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无官爵的富人或平民所乘的民轿，皆是黑油漆顶，平顶皂帏的二人抬小轿。民国初年，乘轿已无等级限制。百姓结婚，多乘披红挂彩的花轿，轿夫人数为2~8人不等。随着这种习俗的盛行，专门经营迎亲仪仗的“喜轿铺”也应运而生。以北京为例，新中国成立前老北京城区内就有大小喜轿铺五六十家，每家有花轿几乘到几十乘不等，从事抬花轿职业的人竟达数千人之多。

 

虽然轿子的最初产生是一种用于爬山逾岭的代步工具，但后来却被统治者当做享受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轿子退出了历史舞台。至如今，尽管在一些地区在婚嫁时又有了坐花轿的复古现象，但也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