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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之长子。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东京，在东京的华侨学校上学。他在父亲的教育督促下，自小打下了良好的中国文化基础。1912年，梁启超携全家回到了北京。梁思成考入了“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攻读建筑学，获硕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因梁启超病重而中断。梁思成回国不久应张学良邀请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回到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此，他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28年，他与林徽因婚后到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游历考察。看到那些建筑文物都得到妥善保护而且还有专门机构进行系统的研究，梁思成夫妇下定决心投入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由中国人自己写出中国的建筑史。

 

自20世纪30年代起，梁思成就对我国古代建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生前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专著和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他到故宫作实地考察，把《营造法式》、清代的《营造则例》中的图文与故宫建筑实际进行对照，从总体到局部，从结构到装饰进行考察，还请教了当时尚健在的老工匠，并搜集散落在民间的资料。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资料，梁思成等人克服了在资金、交通、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困难，历时5年，跑了100多个县，考察了包括应县木塔、定州大佛、赵州石桥在内的几百座古代建筑。依靠简陋的工具、采用古老的办法测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通过实地调查与测绘，梁思成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他对中国清代的建筑样式、结构、装饰作了科学的分析并用现代建筑的图表示出来，使后人对古代建筑有了科学的认识。

 

日本学者曾说中国以前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要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到日本奈良。梁思成不以为然。一次他在敦煌的壁画中看到五台山大佛光寺的形象，后在北京清凉山寺找到大佛光寺的记载。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带了助手到五台山探寻大佛寺，据判断这座建筑绝不晚于宋代。他们又从大殿的整体到局部，从梁架到门窗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后又发现经幢上面还刻了名字，推算经幢建于公元857年。根据一般规律是先有庙后有经幢，大殿建造年代应还早于公元857年的唐宣宗时期。林徽因又在庙中找到了供养人，在大梁上也找到了有关建造年代的记载。这是我国自己发现的第一座唐代建筑。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家人取道天津、长沙于1938年1月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们建立中国营造学社并在西南地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在此之前，他们的研究经费主要靠外国的基金会赞助，抗战后，资金受到了很大影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下坚持调查工作，并整理、刊出了学术论文。

 

194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助手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然而，他们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里只能要到很少的经费，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1945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西南后方的一个农村诞生了。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与西方建筑进行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1946年10月，梁思成受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其间又完成《中国雕塑史》，把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

 

梁思成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使过去处于混沌状态的中国古代建筑，剥去了身上的尘埃，露出了它原有的风采。

 

梁思成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这些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古代建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整理，并总结了其内在规律。通过对紫禁城故宫这个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大小建筑物近千座的庞大建筑群的研究，使其以科学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其次，这些调查研究从中国古建筑的发展中总结出一般规律——总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个建筑与各体建筑之间的关系、各体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筑群体的组合以及园林建筑的多样化，等等。

 

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

 

梁思成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还是文物建筑保护学科的倡导者。梁思成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时期，就曾为保护文物建筑而奔走、呼号。梁思成提出的许多保护文物建筑的观点是科学而全面的，与《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不谋而合。梁思成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另一功绩在于冲破传统保护观念，提出了新的保护原则。1935年，他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中第一个提出：重修文物建筑不同于古代匠师们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料坚实的殿宇，从而使之面目焕然一新的做法，而应“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1964年他又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作为我们的原则。对于“风独残年”危在旦夕的古建筑，应采取“输血打针”的办法使其恢复健康，“老当益壮”，而不是“涂脂抹粉”，使其“返老还童”。他还指出文物建筑应具有“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它特有的‘品格’与‘个性’”。他的这些观点，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共同遵守的指导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