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也正名

孔子失望于楚国之后,弟子多有出仕于卫国的,要求孔子返卫,孔子即率领弟子一行离开了负函,经陈国到了卫国。这时孔子已六十三岁了。到卫以前,卫灵公已死。其孙辄当国。辄的父亲蒯聩在灵公生前,因怨恨灵公夫人南子与人私通,谋诛南子未遂,逃奔宋国,后又转往晋国了。及灵公死后,南子立辄为君,即为卫出公。蒯聩以父在君位应由父继,为此与辄父子争国。当时各国诸侯倾向蒯聩,舆论责难卫君辄,辄受到诸国压力。当时卫国上下都在议论此事。
 
子路认为,卫出公蒯辄很可能谋求孔子支持自己。因而问老师:“如果卫君让先生来主持政事,您打算从什么做起呢?”
 
孔子说:“一定要先纠正名分上不合礼的问题呀!”
 
子路因为当时卫国父子正在互争君位,觉得孔子不合时宜,便不以为然地说:“有这个必要吗?老师你太迂腐了!为什么要花气力去正什么虚名?”
 
孔子因名分是政治的基础,于是斥责子路说:“由啊,你真是太粗野了!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大概都应采取存疑态度。如果名分不正,那么说话就不顺当,办起事来就难成功;办不成事,那么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那么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一定要能说得清楚,说出来了必定要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说出的任何一句话,是不能有一点马虎敷衍、随便任意的。” 
 
冉有问子贡:“你认为我们的老师会帮助卫出公蒯辄吗?”子贡说:“这个问题,我正想去问老师。”
 
子贡进见了孔子后,巧妙地问:“伯夷和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古代有贤德的人啊!”子贡又问:“他们互让君位而出走,最后饿死在了首阳山上,他们心里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一心谋求仁德而又得到了仁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子贡由此理解了老师主张礼让,不会支持卫出公同父亲争夺君位。出来就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
 
果然,卫出公蒯辄虽然模仿祖父卫灵公当年郊迎圣人的做法礼待孔子,但也没有用孔子的意思。孔子见到卫出公轻率地使用国力,劳役百姓,刑杀人民,刚愎自用,认为不体恤别人的言语,说得少了不济事,说得多了会招致怨恨。于是也就无意干预卫国的政事,认为“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也没有在卫国久留的打算。但失败之余,孔子并不心灰意冷而颓丧不振,相反,由于历尽沧桑,胸襟随眼界而开阔,意志更加坚强。他曾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想要到海外去实现自己仁政的理想;继而又“欲居九夷”行道。有弟子劝阻他,说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即,我们居住在那些地方,帮助那里的人学习文化,搞文明建设,哪能会一直“陋”呢?后来未能成行是因为鲁哀公、季康子派遣使臣携带厚礼来召请孔子回国,孔子就改变了主意,带着弟子回到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