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篇》是说经济上国家使用财富之道。《富国篇》最初说生利、节用、裕民之道。又说不能没有贵贱等级的区分。宫室、衣服、礼乐也要有差别,用来区别贵贱,令君主可以治天下,而百姓也会愿意为此而劳苦。《富国篇》又说到在上位者不可敛财、重税,而君主也不可侵犯百姓,而应兼爱百姓。又说天地生万物,原本足以养人,认为墨子的忧只是私忧。真正的问题是天下混乱,而墨子的主张正是使天下混乱的原因之一。荀子认为墨子的主张只是剥削人民,是危害国家。荀子认为上位者对人民应该先有爱,民才会得利,才可以藏富于民。这才是儒家爱民保民、保国富国之道。这个道正是国家财富来源所在。荀子注重使政和,开源节流,积极地令上下都富有之道。荀子也注重人在天地之间,由天生万物而养活,成就丰盛的生活,令人人都满足合理的欲望。
礼是有贵贱等级的,长幼有差别的,贫富和权力轻重都有适宜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龙形图案衣帽,诸侯穿黑色龙形图案衣帽,大夫穿卑下的衣帽,士穿白色的衣帽。德行一定要和地位相称,地位一定要和俸禄相称,俸禄一定要和使用相称,由士开始,士以上地位的人一定要用礼乐来节制,百姓平民就一定要用法制法度来节制。量度土地而确立国土,计算利益而养活人民,量度人的能力而授予事务,役使人民一定要给予能胜任的事务,事务一定要生出利益,利益足以养活人民,都要令人民的日用衣食、支出和收入保持平衡,一定时常收藏起有余的,这就叫作和法度相称。所以由天子贯通到平民,事务无论大小或多少,都是由此类推。所以说:“朝廷没有靠幸运的官位,人民没有靠幸运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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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不能没有群体,群体没有名分就会相争,相争就会混乱,混乱国家就穷困。所以没有名分,是人的大灾害。有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君主是管理名分的枢纽。所以赞美君主,是赞美天下的根本。安于君主,是安于天下的根本。尊崇君主,是尊崇天下的根本。古代圣王用名分来分别,用等级表示不同,有些人要受赞美,有些人要受厌恶,有些人要受厚待,有些人要待遇微薄,有些人安逸,有些人快乐,有些人劳苦,并非特别用来作为奢侈过分华丽的名声,而是用来显明仁德的文制,贯通仁德的顺序。所以为各人雕刻器具,绘画花纹。令人可以由器具来辨别贵贱而已,而不是追求外观。造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令人可以由音乐来辨别吉凶、一起欢庆、成就和谐气氛而已,不是追求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令人可以避开干燥潮湿,修养德行,辨别尊卑轻重而已,不是追求外表。《诗经》说:“雕琢花纹,有金玉的外貌,勤恳的我国君主,治理四方。”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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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注重颜色而穿衣,注重味道而吃食物,注重财物而控制金钱,为了统合天下而做君主,这并非因为过分奢侈,而是因为要治理天下,治理变化,管理万物,养育万民,同时治理天下万民,这就没有比仁德的人更好了。仁德的人智慧思虑足以治国,仁厚足以安定天下,德行的声望足以化育天下,得到仁德的人就能治理国家,失去就会混乱。百姓真是要靠他的智慧,所以一起为他劳苦而使他安逸,以培养他的智慧;百姓真的赞美他仁厚,所以会为他出生入死而救护他,以培养他的仁厚;百姓真的赞美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琢、雕刻、制作花纹用来装饰,以培养他的德行。所以仁德的人在上位,百姓尊崇他好像上帝,亲近他好像父亲母亲,为他出生入死而感到愉快,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肯定的理想真是美的,他所得到的成就真是大的,他所获得的利益真是多的。《诗经》说:“我背起粮食,我拉车,我扶车,我牵牛,我的行为既已完成,都说要归去了。”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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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言论很明显是为天下人担忧不足够。其实不足够并不是天下公共的祸患,只是墨子的私人忧虑过度而已。现在的土地生出五谷,人善于治理,每亩可以生产数盆,一年可以再收获多一次。而瓜桃枣李的果实每一棵都要用盆和鼓来数。荤菜和蔬菜多得以山泽量度。而六畜和禽兽一只就大得要用专门的车来载,鼋、鼍、鱼、鳖、鳅、鳣鱼按不同时期繁殖,一条可养成一群,飞鸟、凫、雁多如烟雾大海,还有昆虫万物在其中生长,可以互相饲养,多得不可胜数。天地生出万物,是有余的,足以让人食用,麻葛茧丝、鸟兽的羽毛牙齿皮革,也是有余的,足以给人衣着。事物是有余的,不足够并不是天下的公共祸患,只是墨子的私人忧虑过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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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公共的祸患,都是因为混乱的伤害。何不尝试一起寻求令天下混乱的人是谁呢?我以为墨子反对音乐的主张令天下混乱,墨子节用的主张令天下贫困。这样说并不是指责墨子很坏,而是认为他的主张不免会变成这样。墨子如果权力大而拥有天下,或如果权力小而只拥有一个国家,就会忧愁地穿粗衣,吃差劣食物,忧愁而反对音乐。如果是这样,生活就很贫瘠,贫瘠的生活就不足以让人追求,在不足以追求的生活中,奖赏是行不通的。墨子如果权力大而拥有天下,小则拥有一国,就会减少跟从的人,减省官职,崇尚功绩,愿意劳苦,和百姓一起做一样的事业,一起有功劳。如果是这样,他就没有威信,没有威信就不能实行刑罚。不能实行奖赏,贤能的人就不可得奖赏而获取官职,不能实行刑罚,不贤能的人就不可得刑罚而辞退。贤能的人不可得奖赏而进入,不贤能的人不可得刑罚而辞退,这样贤能和不贤能的人不可得到相应的官职。如果是这样,万物就会失去适宜的发展,事物变化会失去适当的响应,在上失去天时,在下失去地利,中间失去人和,天下好像被煎熬,好像被烧焦。墨子虽然为了天下而穿粗衣腰带,吃粗粮和饮水,但又怎能令天下富足呢?既然已砍伐了根本,枯竭了源头,天下当然是烧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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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先王圣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知道作为人民的君主,没有美丽外表和装饰不足以统一人民,没有财富和丰厚待遇不足以管理下层,没有威信和军队强大不足以禁止残暴和凶悍。所以一定要敲撞大钟,敲击大鼓,吹笙和竽,弹琴和瑟,用来填塞人的耳朵。一定要雕刻图案,绘画花纹,用来填塞人的眼睛。一定要有肉食稻米粮食,美味芳香,用来填塞人的口。然后增加跟随人员,完备各种官职,增加奖赏,严谨施刑罚来警戒人心。令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追求的全部都在这里,所以奖赏能够实行。人民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部在这里,所以刑罚能够有威信。赏和罚能够实行,贤能的人就得以加入,不贤能的人就可以辞退,贤能和不贤能的人可以得到相配的官职。这样,万物就得到适宜的发展,事物变化得到适当的响应,在上得到天时,在下得到地利,中间得到人和,财富滚滚来好像泉水源头,浩荡好像河海,高大好像山丘,不时焚烧了,也还是多得不能收藏。天下又怎怕不足够呢?所以儒家的方法真的实行,天下就太平而富有,使用人民都有功劳,撞钟击鼓而和谐。《诗经》说:“钟鼓声很响,管磬声很铿锵,上天降福很多,上天降福很广,威仪很整齐。人民又醉又饱,福禄自然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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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家强弱贫富是有征兆的:上位的人不尊崇礼义,兵力就弱;上位的人不爱人民,兵力就弱;禁止和承诺都不守信,兵力就弱;奖赏不加重,兵力就弱;将帅率领无能,兵力就弱。上位的人爱好功绩,国家就贫穷;上位的人爱好利益,国家就贫穷;士大夫众多,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国家就贫穷;没有法度,国家就贫穷。下层人民贫穷,上位的人也贫穷,下层人民富有,上位的人也富有。所以田野乡村,是财富的根本,地窖谷仓,是财富的末节。百姓四时和顺,事业有次序,是财富的源头。等级赋税和国库,是财富的支流。所以英明君主一定严谨培养和顺的情况,节制支流,开发源头,按四时斟酌变化。财富涌来天下一定有余,上位的人不会担忧不足够。如果是这样,就上位和下层的人都富有,互相都多得没有办法收藏。这就是国家计划的极致了。所以帝禹时有十年水患,商汤时有七年旱灾,但天下都没有面带菜色的人。十年之后,每年的谷又再成熟,而旧积蓄还有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知道本末源流。所以田野荒废而国家仓库充实,百姓空虚而国库充满,这就叫作国家垮掉。砍伐了根本,源头枯竭,资源都并入了末流的国家仓库,但君主宰相仍不知道是恶的,这样,国家倾覆灭亡是会立即来到。用国家来维持他一人,但仍然不足以给他容身,这就叫作最贫困,是愚昧君主的极致。想要取得富贵而丧失了国家,想要取得利益而危害自身,古代有一万个国家这样,现在有十数个国家这样,没有其他原因,他们所以失去的原因是一样的。作为君主的人也应该觉悟了。其实面积一百里的小国家,也足够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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