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权位的臣子，有立功的臣子，有圣贤的臣子。对内不能统一人民，对外不能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口齿伶俐善于取得君主宠信，这些就是阿谀奉承的臣子。对上不忠于君主，对下善于取得人民赞誉，不理会公正之道和共通之义，结成朋党，力求环绕君主图谋私利，这些就是篡夺权位的臣子。对内能够统一人民，对外能够抵御患难，人民亲近他，士人信任他，对上忠于君主，对下仁爱百姓而不觉疲倦，这些就是立功的臣子。对上能够尊敬君主，对下能仁爱人民，政令和教化好像影子那样能成为人民典范，应付突然遇到的变化，能够好像回响那样迅速，由同类推理，用来对待变化无方的情况，曲折周到形成制度法则，这些就是圣贤的臣子。所以用圣贤臣子的君主可以称王天下，用立功臣子的可以强大，用篡夺权位臣子的有危险，用阿谀奉承臣子的会灭亡。用阿谀奉承臣子的一定会死，用篡夺权位臣子的一定会有危险，用立功臣子的一定会繁荣，用圣贤臣子的一定受尊敬。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作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作篡夺权位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叫作立功的臣子。殷商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可以叫作圣贤的臣子。这就是臣子的类别，是国家吉凶安危、君主贤不肖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记而慎重地自己选择取用，可以作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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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服从君主命令而有利君主的，就叫作顺从；服从君主命令而不利君主的，就叫作谄媚；不服从君主命令而有利君主的，就叫作忠诚；不服从命令而不利君主的，就叫作篡夺；不理会君主的荣辱，不理会国家的好坏，苟且迎合君主，用来维持俸禄，结交党羽，这就叫作国贼。君主谋划会有过失，做事会有过失，将会危及国家，社稷恐怕也会灭亡。不论大臣、父亲、兄长，有人能够进言给君主，进言采用就最好，不采用就离去，这就叫作劝谏；有人能够进言给君主，进言采用就最好，不采用就宁愿死，这就叫作诤谏；有人能够合力用智慧，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去勉强君主、矫正君主，君主虽然感到不安，但不能不听从，因此而解除国家的大患难，去除国家的大祸害，使人民尊敬君主、国家安定，这就叫作辅助；有人能够违抗君主的命令，窃取君主的重权，反对君主的行事，用来安定国家的危险情况，除去了君主的耻辱，功绩足以成就国家的大利益，这就叫作匡正。所以进谏、诤谏、辅助、匡正的人，是社稷的大臣，国家君主的宝贝，英明君主所尊敬厚待的人。而昏昧的君主、受迷惑的君主，就以为这些人是和自己对抗的贼人。所以英明君主所奖赏的人，就是昏昧君主所惩罚的人，昏昧君主所奖赏的人，就是英明君主所要杀的人。伊尹、箕子，可以叫作进谏的人；比干、伍子胥；可以叫作诤谏的人。赵国的平原君，可以叫作辅助的人；魏国的信陵君，可以叫作匡正的人。古书说：“跟从道，不跟从君主。”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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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奉圣贤君主的人，有听从而没有谏诤；侍奉中等君主的人，有谏诤而没有谄媚阿谀；侍奉暴君的人，有补救和去除过失，而没有强行矫正匡正。被逼迫威胁于乱世时代，穷困地居于暴乱国家之中，不能逃避时，就会推崇君主的美德，赞扬君主的善良，避开不说君主的罪恶，隐瞒君主的失败，只说君主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以成就人民的好风俗。《诗经》说：“国家有重大命令，不可以告诉别人，恐怕会妨碍人民自身实践。”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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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忠诚的人，有次等忠诚的人，有下等忠诚的人，有国家的盗贼。用道来覆盖君主而教化他，就是最大忠诚。用德行调教君主而辅助他，是次等忠诚；用正确的意见来进谏君主的错误而向君主发怒，是下等忠诚；不理会君主的荣辱，不理会国家的好坏，苟且迎合君主，用来维持俸禄，结交党羽，就是国家的盗贼。好像周公对待周成王，可说是最大忠诚；好像管仲对待齐桓公，可说是次等忠诚；好像伍子胥对待吴王夫差，可说是下等忠诚；好像曹触龙对待商纣，可说是国家的盗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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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有全心贯彻忠诚的顺从，有权衡危险的平安，有造成祸乱的附和声，这三者不是英明君主是不能知道的。诤谏然后才有善政，违背然后才能立功，宁死而无私，做到忠诚而公正，这就叫作全心贯彻忠诚的顺从，信陵君似这类臣子。夺取然后才是正义，杀掉然后才是仁德，上位和下位的人变换地位然后才是忠贞。功绩与天地并列，恩泽覆盖人民，这就叫作权衡危险的平安，商汤、周武王就是。君主有过失而同情他，附和君主而没有跟从不变的常道，不理会对错、不理会曲直，苟且迎合君主、迷惑昏乱的狂生，这就叫作造成祸乱的附和声，飞廉、恶来就是。古书说：“所以斩之，取其齐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顺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诗经》说：“接受小法度和大法度，为其他国家树立旗帜。”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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