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医生的分类、行医准则、医德医风
从周代建立医事制度起，医生就有民医、官医之分，官医在建立中国古代医疗保健制度、发挥集体力量从事医学文献编纂整理、兴办学校式医学教育等方面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因身带官字，所受束缚较多。而民医虽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数千年来名医多出此辈，于医学理论之创见、实际治疗之贡献，实居官医之上。
官医主要为朝廷、官宦服务。历代朝廷为保“龙体”无恙，都为帝王将相及家人配有专职医生，周代是医师为王和卿看病，食医负责王的营养保健。秦改由侍医负责保健与治疗，那时的侍医整天手提药囊，紧随皇上左右，以备不时之需。据说当年在荆轲行刺的紧要关头，就是侍医夏无且急中生智，把手中的药囊猛掷向荆轲，赢得了宝贵的一瞬，救了秦始皇的命。御医多为男性，汉代出现过女侍医，留下过芳名的有义、淳于衍。
御医给皇帝看病有严格的制度。帝王、后妃有病时，由太医院率众御医穿吉服于白天在专职太监的引领和监视下进宫，无论冬夏，殿前都生着炭火，焚烧苍术类芳香物以驱秽，众医必须从火盆上跨过，以防带入病邪。见了帝王要跪行大礼，膝行至近前，由两个御医分诊左右脉，再对换诊之，接着两医将帝王病情奏禀，然后回御医房会商，宫廷内臣亲自参加。御药要先入金罐，以专用封条封之，然后在太监监视下煎药。凡御药均一式二份，煎好后药水合在一起，分盛两碗，一份由御医、太医院院判、内臣先尝，证明无毒后，再将另一份进奉给帝王服用。整个过程有御医房太监笔录并加盖印章钤记。此制度始于隋唐，至明清基本没变。魏时已有专职尝药监。
御医的风险在于他们诊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比“伴君如伴虎”的大臣们的风险更甚几分，稍有不慎，轻则治罪，重则斩首，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隋唐时规定，给天子诊病、处方、选药、煎煮、尝药过程中，任一环节差错都被视为“大不敬”，要处以绞刑。药物炮制不合格，尚药房的药童、主药、侍御医、尚药奉御等均会被问罪。公元870年同昌公主久病而死，唐懿宗怪韩、康两御医用药不力，不仅杀了他俩，还下令将两族300余人全部收监。御医李玄伯原为帝所宠信，因调服丹剂，致懿宗背部生疽，李连同炼丹的所有方士均为诛死。民医单骧奉诏给宋仁宗治病，因无效而被判罪，并株连到两个儿子。清慈禧和光绪在数日内先后病死，全体太医因而获罪革职等等。
医生受统治者无端迫害的记述也比比皆是。春秋时的名医文挚用激怒法给齐闵王治疗，虽然病很快就好了，但闵王气仍不消，竟将文挚活活鼎烹而死。华佗想用开颅法治曹操的头痛病，曹怀疑害他，就把华佗杀了。御医程延诊魏帝病，认为其无病，只是吃枣多了，而被杀。
御医难当还在于他们的诊治经常受到干扰。如唐高宗患风眩头痛，御医秦鹤鸣想针刺其头部百会穴，用放血疗法止痛，武则天一听大怒：“天子头上岂能放血，当斩！”幸亏高宗同意，且针到病除，秦才保住了脑袋。慈禧有次生病，一下召进四位御医，令他们各开一方，然后她查书对典，参考前四方，拟出了第五方，并按第五方配药服之。如果出现不良反应，那四位御医自然罪责难逃。
至于历代权贵对医生的藐视与蛮横，更是司空见惯。如曹操骂医生是“鼠辈”，刘邦则说：“病在天，虽扁鹊何用。”淳于意因行医得罪权贵，被诬问罪，幸亏小女缇萦不顾安危，恳切上书，方免于重刑。
为帝王治病，言行举止都得注意，可说是句句斟酌，处处小心。一次扬州名医杜子良进京为光绪皇帝治病，诊为“肝郁”，谁知慈禧一听大为气恼，因这正触了她的痛处，杜见势不妙，赶快解释说“肝郁”是由“肾亏”引起的，岂料这又犯了光绪的忌，因“肾亏”易让人联想到“纵欲”。杜察言观色，马上改口道“肝郁”、“肾亏”乃皇上忧国忧民，劳形瘁心所致，这才化险为夷。若无如此巧舌如簧，机敏善变，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好御医的。因此，世故的太医在应召入宫前，常以钱财贿赂太监，预先摸清帝后疾病的症结所在及其好恶，以便请脉时能应对合拍。为了保住脑袋和饭碗，御医们也想出了一些对付的办法。如清朝规定会诊的御医必须分开单独开方，每人的方不能大相径庭，所开方药要精求出处。御医们于诚惶诚恐中约定：一是先推选一老资格御医为首，各人用药无论泻补温凉，都以为首者手持钮珠的某粒为记号标志，二是诸医开方均以清代钦定的《医宗金鉴》为蓝本。这样一来，各人不仅方出一致，选药也大同小异。服后若有效，全可居功请赏；若无效，也无懈可击。
太医中也并非都是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辈，如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张妃月经断停10个月，诸医相贺，诊为有孕，唯盛启东认为是血疾，他冒着生命危险，用破血药，将其治愈。
御医治病固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若治好了帝王的病，皇帝一高兴，就可能给予丰厚的赏赐，甚至提拔做大官，如元代名医许国祯那样；明御医许绅也因救治明世宗朱厚熜而受赏。帝后心情好时，也常表示出对御医的宽容态度。末代皇帝溥仪无病也愿让御医请个平安脉，开些保健药茶，或听他们讲述养生之道。慈禧特别高兴时还会把御医叫来做灯谜，寻欢作乐一番，即便此时，御医们也只是逢场作戏罢了，仍不敢有半点麻痹大意，更不要说忘乎所以了。
除服务于皇族、各级官员外，官医们还担任为军队将士看病、为刑徒狱囚治疗、按皇帝诏令对平民百姓“施医给药”、兴办并为社会医疗慈善机构服务和参与医籍的编纂修订工作。
御医诊病过程虽然烦琐、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但保证了安全和用药的准确性，还留下了完整而详细的医案，这是一笔极宝贵的医学遗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我们大家使用的不少名方和药膳都出自这里面，可以说也享受到了过去帝王才有的待遇。
民医以庶民百姓为服务对象，有的在本乡坐堂，有的走乡串户。游医因要游走四方，所以治病主要靠针灸、推拿、单方、验方、草药、中成药等，尤其单方，是其看家本领。其治病多简单而方便，价廉又灵验，快捷却显奇效，如有人曾用一两麻子治愈一个误服鸦片中毒的小孩；用灌豆浆救活一喝卤水自杀者，因此深受百姓欢迎。由于游医缺少管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这其中不乏精通医道、医德高尚、悬壶济世、备受爱戴敬仰者，如扁鹊、华佗；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确有狡诈的一面，或医术不高，或心术不正，无济世之心，存贪财之意，半医半骗，害了不少人。坐堂医一般信誉较好，药物较全，百姓多在此处买药。条件好者或遇特殊情况，医生往往将病人留在家中治疗；若病家来请，他们也常出诊，有时甚至可能奉召进京给皇族看病。古代民医治病用药都是亲自上山去采，药全是真的，煎煮亦时常亲自动手，所以疗效较好。因此若用药后疗效不理想，除医技不高外，与药物不真、煎药方法不妥等也有一定关系。
中医看病时一般较少携带器械，民医的衣着装束并不太讲究，看病的规矩也不特定，全凭当时具体情况办。
过去拜师学医后，老师一般回送学生三件礼：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个灯笼，意在教育学生不论路途远近、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要去出诊，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古代医生社会地位一直很低，即使是官医、御医也同样。医业被视为低级技巧，士大夫等高贵人是不屑为医的。汉以前只有扁鹊和淳于意被正史《史记》做了较详记述。历代修志一直把医列为方技。朱熹在评述孙思邈时，说他很有才能，可惜由于为医，只能列入归属小人的卜相医巧之列。历代医官名目繁多，但品位都不高，只有许国祯、许绅例外。元代把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十级，医生排第五位，规定各户均须子承父业，不得更改，但因医生地位低下，待遇菲薄，设法逃户者屡见不鲜。御医享受国家的俸禄，也有级别差异，待遇稍好于民医。就是任职太医院的医官也常出现家贫断炊的事，如曾有医官贺祥等上奏家贫无以养赡，结果只被照准太医院院士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专事外科的医生地位更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