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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特殊的网络联系系统，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表里上下内外，调节体内各部分功能活动的重要作用。经络学说是研究经络的基本概念、循行分布、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形体官窍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系统，由经脉、络脉及连属部分所组成。

 

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主要有正经、奇经和经别等。正经共有12条，分为手三阴经、足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阳经，合称“十二经脉”，是人体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它们有一定的起止点、一定的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有一定的规律，同时与体内的相关脏腑有直接的络属关系。奇经是指与正经循行不同“别道奇行”的8条重要经脉，即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合称“奇经八脉”。奇经八脉穿插循行于正经之间，主要具有统率、联络和调节十二经脉气血的作用。经别也有12条，是从十二经脉别行分出的重要支脉，由于它们循行路线深而长，故也将其归入经脉范畴。经别一般起自四肢，循行于体腔内脏腑深部，而后上出于颈项浅部。阴经的经别与阳经的经别汇合后归入阳经本经，故十二经别的作用，主要是加强十二经脉中相为表里的两经之间的联系。

 

络脉是经脉的分支，其循行部位较经脉为浅。络脉有别络、浮络和孙络之分。其中除别络外，大多无一定的循行路径。络脉的分支由大逐渐变小，直到孙络，由线状循行逐步延展扩大为网状弥散，从而与人体各部分组织发生紧密的联系。别络是络脉系统中较大的和主要的络脉。十二经脉在四肢部位各分出一支别络，再加上躯干部的任脉之络、督脉之络及脾之大络合为“十五别络”，简称“十五络”。其主要功能是沟通表里两经和渗灌气血。浮络是循行于人体浅表部位而常浮现的络脉。孙络是最细小的络脉，有“溢奇邪”、“通荣卫”的作用。连属组织包括经筋和皮部，是人体筋肉和体表组织连络、附属于十二经脉的部分，与经脉、络脉有着紧密的联系。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是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故称“十二经筋”。经筋具有联缀四肢百骸、主司关节运动的作用。皮部，是指十二经脉及其络脉所分布的皮肤部位，亦即十二经脉在皮肤的经络分区。故十二皮部，即是把全身的皮肤划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属于十二经脉。

 

经络学说是我国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一系列生理病理客观现象，通过反复地验证和归纳，不断地总结和提高，逐渐精炼、升华、发展而成的一门学术理论，并在历代医家的临床运用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发展和完善。经络学说与藏象、气血津液学说及阴阳五行理论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完整地反映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观点，它不仅是针灸、推拿、气功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各科，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代医家非常重视经络学说，如《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而《扁鹊心书》则更有“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证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之说。可见经络学说在中医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经络学说的起源，中医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砭刺说，即由点到线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首先发现具有治病作用的刺激点腧穴，而后才形成了关于经络循行线路的认识。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一些局部的创伤能够使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除。人们经过对这些偶然现象的反复多次体验，转而主动地采用砭石、骨针等刺激这些部位，后来便发现了人体上的很多“穴位”。在针刺穴位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对针刺感传现象的观察，形成了对经络循行路线的认识。

 

第二种观点为导引说，即由线到点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首先是在灸疗、针刺或气功导引中发现了感应传导的经气循行路线，而后才在对经络线路的基础上确立了腧穴。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人类医学史上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医学帛书，书中已经有了关于经脉的记载。如《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就记述了11条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疗方法，但却未见关于穴位的文字记载，说明确实是先有经络循行，后有腧穴。据考证，这些著作的成书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而《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书中已经是经络、穴位并述。由此可以推测，在经络学说形成的萌芽时期和雏形阶段，两种情况是平行发展的，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交叉和汇合，从而把经络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医经络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全书162篇中，专论或主论经络的篇章有20余篇。《难经》除对《内经》提出的十二经脉、十五别络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外，首次明确提出“奇经八脉”之说，阐发了井、荥、输、经、合及原穴理论，还指出了“八会穴”的部位、主治及五脏募穴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大大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东汉张仲景是将《内经》《难经》经络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典范，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性地以经络理论为指导，创立六经辨证施治纲领。晋代皇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绘制了“明堂三人图”）、宋金元时期忽泰必烈所著的《金兰循经》、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张景岳的《类经》、李梃的《医学入门》、沈子录的《经络全书》、高武的《针灸聚英》、徐凤的《针灸大全》、张明的《经络集说》、张三锡的《针灸考》、韦勤甫的《经络笺注》、翟良的《经络汇编》等，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廖润鸿的《针灸集成》、陈惠畴的《针灸图考》等著作的问世，都对传统的经络学说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