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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刀、凿、针是墨刑，后来也称黥刑的刑具。墨刑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刻字或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

 

墨刑是一种很古老的刑罚，尧舜时，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就包括墨刑在内。尧诛三苗，废“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给犯罪者穿上与常人不同的衣服，以示惩罚，其中当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头巾。禹继尧舜之后开始使用肉刑，以后正式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

 

开始，墨刑的施刑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孔安国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周礼·司刑》中“墨罪五百”一句，郑玄注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但其他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我们兼采众说，把墨刑刑具说成刀、凿，以期周全。这些情况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刑时用的是刀、凿，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

 

西周时，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就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也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百姓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做守门人（《周礼·掌戮》）。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受过墨刑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春秋战国时，墨刑的使用仍比较普遍，且黥有了不同的种类。如《秦简·法律答问》有对奴妾“黥颜颓”之刑。颜，指眉目之间，即面额中央。杝，也作頄，頄即颧。颓即面之颧部。黥颜杝就是在人面额中间及颧部刺墨。当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商鞅变法时用法极严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经典，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秦简·法律答问》也有“城旦黥”的记载，当为对城旦所施加的特种黥刑。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为城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就有许多受过黥刑的囚徒。例如被高祖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罪受过黥刑，因此《史记》《汉书》为他作传就称为黥布。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墨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应受墨刑者“髡钳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剃去头发、颈上戴上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去做为期四年的舂米苦役。以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进入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乌充任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做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墨》中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画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汉朝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墨刑也重新被采用。晋代规定奴婢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刑时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这种黥痕要深深刻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问，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人的头盖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若淡墨。黥刑要伤人骨，所以用凿。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奴的遗骨。

 

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宋明帝刘或颁布黥刑和刖刑的条令，规定对犯有劫窃官者、伤害吏人等罪者，要依旧制论斩；若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卜“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若是五人以下结伙以暴力夺取他人财物者，也同样受处罚。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罪行不同，针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排列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成一个方块形；若为杖罪，所刺的字则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叫做刺配。例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写林冲被刺配沧州牢城，陆谦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性命，特意嘱咐他们揭取林冲脸上刺字的那块面皮来复命。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他被黥面是刺在额角上的，后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来可以遮盖着被刺的字。小说的这些描写，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北宋时期黥刺刑罚的详情。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虽后来显贵，仍保留着针刺的印记，而不愿去掉它。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刑方法基本相同，也是用针刺，但针刺的部位不完全一样。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宗真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施行黥刺，要刺在颈部。奴婢逃走被抓回，若他（她）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而要刺在他（她）的颈或臂上。犯盗窃罪的，第一次刺右臂，第二次刺左臂，第三次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

 

金代规定犯有盗窃罪且赃物在十贯以上五十贯以下者要处以徒刑，同时刺字于面部，赃物在五十贯以上者要处以死刑。元代仿照宋、金的有关法律，对盗窃罪要予以刺字，并同时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杖的数目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另外，对什么情况下免刺、什么情况下已刺过仍要补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

 

明代关于黥刑的法律与宋元大同小异，但使用的范围更狭窄一些。洪武三十年（1397）规定，谋反者的家属及某些必须刺字的犯人予以刺字，其他各类犯人一律不再用宋代那种刺配的方法。另外，对于盗窃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窃盗”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处以绞刑。对于白昼抢劫他人财物者，要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如果再犯抢夺罪名，照例在右小臂上重刺。明代的刑法中对免刺、补刺的情况也有明确的规定。

 

清代的黥刑主要针对奴婢的逃跑，而且常和鞭刑一起施刑，称为鞭刺。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议准，对于逃跑的奴婢凡在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应免于鞭刺。顺治十三年（1656）又规定，犯盗窃罪者也要刺字。康熙四年（1665）规定，对逃亡奴婢的刺字不再刺在面部，同盗窃罪一样都刺小臂。但第二年又下令说，若逃亡者改刺小臂，这样逃亡者会越来越多，很难稽查，因此仍旧改为刺面。康熙十二年（1673）诏令规定，凡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逃亡者可免予鞭刺，如果是夫带妻逃，或父带女逃，或子带母妹逃者，妇女免予鞭刺，若是妇女单独逃亡则不能免除。这些规定说明，清代奴婢处境的悲惨，同时说明统治者对逃亡者镇压的严厉。

 

纵观历朝各代实行黥刑的历史，由远古时刀割凿刻法的黥面变为宋、元、明、清的用针刺字，其残酷的程度应该说是在逐渐减轻。

 

黥面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同人类的刺面文身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早有刺面文身的风俗，以南方最为突出。《礼记·王制》篇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后疏曰：“越俗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这里说的具体做法和黥面相同，只是残酷的程度有些差别。唐代文身的风气最盛。据《酉阳杂俎》记载，当时京城中的一伙青皮无赖最好文身。有个名叫张干的，颇有勇力，他在左臂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死不怕阎罗王”两行字，其心理状态于此略见一斑。又有一个叫王力奴的，请工匠在他的胸部和腹部刺上山水园亭、鸟兽草木，精细清晰，染上不同的颜色，简直就是一幅美妙的图画。

 

古典小说中也有写到文身刺字的情况，例如《水浒传》中的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龙，因此绰号为“九纹龙史进”。又如《说岳全传》中写岳母在岳飞的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这是激励儿子为国为民的警语，和一般的刺字、文身的意义显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