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
“诗圣”指唐代诗人杜甫。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杜甫出生在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家庭,7岁开始学诗,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甫20岁出游,先在江南一带,到过金陵、姑苏、浙江天姥山。四年后回洛阳考进士,没被录取,之后漫游于山东等地,并在洛阳和李白相识,共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到长安求职,前后10年,由于权臣当道一直没被录用,最后得到一个参军的职务。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他们作诗饮酒以取得资助;回家探视,却得到幼子饿死的噩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许多磨难:流亡、被俘、脱险、贬官、辞官、漂泊。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后,得到好友严武的资助,才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草堂,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乱平息后,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不久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迁往夔州,不到两年又辗转于公安、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漂流。唐代宗大历五年冬,杜甫病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湘江上。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一生创作了几千首诗歌,后人常以“李杜”并称。他的诗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记载了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因此被称为“诗史”,杜甫则被尊为“诗圣”。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其中处处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诗中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内容丰富,诗人的情感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和统一。
唐玄宗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有的陈述政见,如《洗兵马》;有的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如《丽人行》;有的借寓言讽刺现状,如《凤凰台》《病桔》;有的是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关怀,如《又呈吴郎》等,都是个人的情感与史实相结合。还有不少长篇,或记载国家大事,如《夔州书怀》;或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或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都有着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心情的变化,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诗人对于战争的看法。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士兵的不幸命运,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和将士的英勇善战,同时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还有“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更加细致地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冲突:控诉战争,谴责差吏把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强征入伍;却又想到大敌当前,战场急需补充新的力量,内心很是痛苦。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在情景交融的同时,又不忘自己所处的干戈扰攘、国破家亡的时代,如被困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四川时写的《剑门》等,都很有代表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花写鸟,却将它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心情结合起来,情景呼应,真实感人。
杜甫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怀的领域。“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签》)。虽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融入诗句里是很少见的。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善于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他善于用五言古体诗记述艰苦的旅程、世间万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抒写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诗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他还将民歌的精华融入绝句中,用来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对绝句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杜甫把写诗看作自己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到死都没有停止创作。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善于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又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常自吟”,语言千锤百炼,技法精益求精。这些都使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杜甫因此成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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