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中国文学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商代中期，盘庚迁都于殷，对臣下发表训令，收录在最早的散文集《尚书》中。盘庚迁殷，经过武丁的经营，国家昌盛，巫觋之风盛。祭祀占卜的卜辞留在甲骨上，称为卜辞，是中国散文的源头。周武王攻灭商纣，建立西周。周公定礼制，史官从原始宗教里脱离，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诗经》实际是朝廷收集的礼乐歌。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的衰微，礼乐制度崩坏，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人生的际遇，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文学局面和风格。

 

汉朝继秦朝统一六国后统一天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定匈奴，东平朝鲜，西入大宛，南服交趾，国力空前强盛。这对汉赋的博大气势和汉代散文的纵横捭阖有着直接的影响。

 

汉末天下大乱，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统一北方后，汇集文士，慷慨赋诗，和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造就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局面。此后，西晋统一，结束了三国纷争的局面。不久后又发生“八王之乱”，晋室东迁到南方后，北方十六国连年混战，南方东晋又有桓温、王敦等作乱，北方北魏、北齐、北周、西魏、东魏等朝代的更迭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斗争，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三百多年里没有安宁。这些在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唐朝建立后，太宗李世民贞观四年（630年）打败突厥，东突厥的各属王归顺唐朝，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八年（634年）大败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打败西突厥。唐朝维持着强大的势力达一百余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最高峰。唐朝帝王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视华夏夷狄为一家，广开仕途。这使得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进取的、积极的态度，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中的昂扬情调。安史之乱后，大多数诗人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风貌，尽管还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余韵，也写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出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气骨渐衰。晚唐时期，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战乱频起，唐王朝陷入衰败倾覆的境地。一般士人在仕途上没有了进身机会，国事无望，常常悲凉空漠，体现得最早最多的就是怀古咏史的作品。

 

晚唐五代衰乱，西蜀和南唐相对比较安定，前蜀王衍，后蜀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都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苟且偏安，收容不少避乱的文人，纵情游乐，词曲艳发，所以词坛从五代开始兴盛起来。

 

公元960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在此后，宋朝先后平定西蜀、南唐和北汉，结束战乱分裂局面，基本实现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宋王朝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重用文臣，宰相、枢密使等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宋代官吏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使士大夫的参政热情非常高。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说：“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这些使宋代的诗文明显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说教意味显然比唐代浓厚得多，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其最重要的主题。

 

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统率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1234年，窝阔台灭金；1276年，忽必烈灭宋，以大都为政治中心，建立起“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以蒙古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大一统政权。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将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民族矛盾始终很尖锐。另一方面，各民族间的杂居、交流，既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给汉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这些在元杂剧、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政治上，他先后通过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两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废除宰相制度和三省制度。至成祖永乐和宣宗宣德年间，又建立内阁制度，削弱王权，还建立锦衣卫和东、西厂，监视群臣和百姓。明代中叶以后，皇权高度集中，皇帝腐化，宦官专权，加剧了党争。政治上的混乱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政治思想逐渐自由活跃起来。明代世俗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盛起来，并在成就上超过了传统的诗、文、词等。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清兵挥师入关，宣布定都北京，拉开了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王朝的序幕。定鼎北京后，经过40年的征服战争，清朝统一全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势强盛，社会繁荣，文学也呈现出一种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的辉煌景观。待到19世纪中叶的道光年间，发生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比较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引入中国。中国文学改革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时的文学创作显现出新旧文学的竞争和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亡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