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智慧

就文化发展而言，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无论是文学、哲学、艺术和宗教，在那个时代均创造出令人眩目的成就。一群独具异秉的天才，以年轻人独有的叛逆和创造力，融合佛、道、儒，在矛盾的社会生活中勇敢地呈现出自己真实的性情，创造出飘逸自由的智慧，让我们品尝一种快乐的知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人们说乱世出英雄，同样乱世也涌现出思想英雄。而高深玄远的魏晋玄谈，则是从汉末开始的人物品评风气中演化而来的。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情节，因《三国演义》而曾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谈资，而这种品评英雄的行为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它的形成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的行政机构推举人才以供朝廷任用，而这种推举的重要依据就是乡贤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所以，品评人物成为一项重要的公众活动。

 

由于汉代末期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度的日趋形式化，所以清议逐步在一部分知识群体中形成势力，并作为一种民间的舆论力量与日趋形式化的察举制相对抗。

 

清议的实质就是通过对特定的人格特质推崇，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改变社会风气。当时面对腐朽的政治局面，太学生们将人物品评直接用于政治人物。由于东汉太学生数量很多，而且聚集于京师，因此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进而被当权者所忌恨，酿成了“党锢之祸”。但是对于“党人”的迫害并没有压制住这种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反而强化了公众舆论对于确立社会身份的重要性。至少在知识阶层的心目中，朝廷的禄位甚至比不上清议之士的声誉，因为这种声誉是获得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到汉末，清议已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即汉末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以宦官专权为特征的腐败政治的一种批评运动。

 

无论是获得正统的荣誉还是民间的声望，取得声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而人物品评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产生，如根据一个人的骨相、气质等综合因素判定一个人所可能获得的成就。三国时期魏国学者刘劭的《人物志》，就是以集中探讨当时社会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原则问题，而成为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当时还出现了一批以品评人物而著称的人物，如郭泰、许劭。

 

人物品评家甚至成为重要的公众人物，如许劭，他每个月均会以不同的标准来品评天下人物，人称“月旦评”。一般说来，如果得到许劭等人的评语，一个人马上就会声誉鹊起。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为求得许劭的评语，也曾不惜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由此可以了解到人物品评的社会影响。

 

据说，曹操因为人品不好，所以有人建议他去获得许劭的评价以抬高社会声望，但最初被许劭所拒绝。但曹操一边送礼，一边采取威胁手段，许劭被他纠缠不过，只好答应，就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令曹操十分满意，史书称这成为曹操仕途的起点。

 

政治上的策略改变，往往会对人物评价的标准产生很大影响，曹操在取得一定的控制权之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广罗人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所发布的“求才三令”，明确指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实际才能并不一定天然统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这对东汉以举孝廉为基准的察举制度是一种极大的否定。这就使天下的各种能人大多集中到曹操的周围。

 

不过到了曹丕时期，一种新的选举制度开始形成，即“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对察举制度的改造。“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是由中正官根据一个人的品行、能力等综合考察，分别定以九个级别中的某一级，从而成为出任官吏的资格认证。这种制度的动机是想结合察举制和“唯才是举”政策的合理因素，但是大小中正官员出于对当时渐成气候的门阀士族势力的妥协，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势力的制度保障。虽然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是士族势力始终得以保持。

 

门阀势力在政治上的特权，一方面使他们有意要与寒门子弟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和知识上的优势，也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贵族气质”。这些都是魏晋风度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

 

不过，就我们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魏晋玄谈而言，现实的政治环境使士林品评的标准越来越多地离开对实际的政治行为的评论，转向人物形象和文学才能等抽象化的标准。因为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朝廷更迭频繁，曹操杀孔融和司马家族诛杀嵇康，均对当时的士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品评人物为核心的清议不断地转向以哲学趣味为主的玄谈。现代学者陈寅恪在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那种激烈的、极端的思想和清峻的文风日渐转变为平和、超越、出世的道家风骨的呈现。鲁迅也曾说过：“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让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即使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

 

当时清谈的内容和风格虽然有很多不同，其主题也有差别，但也有一些比较共同的形式。如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辨名析理”的方式，有点先秦名家的遗风。名士之间以辩论的精当与否、言辞的恰当玄远作为评判的标准，在当时称为“理赌”。以三国时魏齐王曹芳正始时期的辩论状态为例，论辩者一般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作为公共的背景话题，各自阐明自己的立场，往返诘难、辩论。如果在座的人均认为该说法不能再驳倒，那么就称为“胜理”，并冠以获胜者的家族姓氏。如对《庄子》的注释有“向（秀）郭（象）义”、“支（道林）义”等。

 

玄谈参加者之间特别讲究辩论的风格，一般还配有道具，如麈尾。所以，清谈又称为“麈谈”。所谓“麈”是一种形体较高大的鹿，它长有一条大尾巴，据说在鹿群行走时候，麈一般会摆动大尾巴来指示方向。魏晋士人之所以看上这一道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戏剧性，同时也借此来表示对自己辩论能力的信心。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以此来描述争论之激烈（见下表）。

 

魏晋玄谈的分期和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