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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山论经书诗》是郑道昭所写。这与《郑文公碑》及其他作品同为云峰山石刻中极著名的书迹。《论经书诗》字大于《郑文公碑》三倍（郑碑字仅及《论经书诗》四分之一），笔势方劲撑挺，有纵横高迈之致，较之郑碑冲穆温粹的气象，更自一格。

 

《瘗鹤铭》石在焦山，书者是谁，说法不一。有人说王羲之书，有人说陶贞白书，又有人说唐代顾况所书。《鹤铭》笔势富于骞举意趣。更因就石作字，字随石形凸凹而转（如其中“势”字下半的“力”字特别明显），故尤其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

 

此两种大字，一北一南辉耀千古。一般评书者多作为方笔与圆笔的分别之例。在笔画的形态上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方笔与圆笔只是笔画形态上有不同，而在用笔方法上并无二致。赵子昂说：“结字因时相传，而用笔千古不易。”这是一句极有经验的老实话。在正确的用笔行动之下，其笔画某甲近方，某乙近圆，或同一人而此时近方，另一时近圆，这是我们常能觉知的。约略说来，手之使笔，不外提和按的行动。按时用力较重，使笔锋铺开更宽，易于出棱角的，则笔画成为方劲的形态。尤其在下笔处，转折处，作波、作戈笔处，格外显著。反之，笔锋较为收敛，则易出圆浑的形态（若从广义言之，便称此为“外拓”与“内擫”的不同，也未尝不可吧）。从学书的实验上说，方笔圆笔都是一法的运用。

 

即以《论经书诗》与《郑文公碑》比看。前者可谓方笔，后者却是圆笔；但其圆笔之中，又何尝无方劲之处呢？这是同一人作两种形态之例。又如《论经书诗》为方笔，《瘗鹤铭》为圆笔；但《鹤铭》字形中，方笔正自不少。试举《鹤铭》中的“禽”字与《论经书诗》中的“禽”字，其字形及用笔转折处全是方的。又如“丹阳”“真逸”等字也是方劲的。这是南北二种书迹作一种形态之例。

 

试再观察自木简至六朝写经真迹，下而至于唐人法书及其所钩摹六朝书，皆能窥见笔法渊源一致的实证来。阮芸台强分南北书派的说法，实在是不必要的。

 

现在再回顾赵子昂的话。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古今的字形确乎天天在变。这即是赵氏所说“结字因时相传”的事实。结字原无定法，同一个字，你写出来是这种结构，我写出来却是另一种结构，因此才能“百花齐放”。黄庭坚曾说“大字无过《瘗鹤铭》”。他即是从这里力学而掌握了《鹤铭》结字原则，而创出他的字体。这由于他发现了“辐射式”的结字原则。至于《论经书诗》则不是“辐射式”而是“宝座式”。郑氏在此书中将每一个字向左右兼略及上下极力放宽，四边出棱，如一“宝座”，因而使人望之起纵横高迈之想，其气象是庄严雄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