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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的基础方面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方法已经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应该说到怎样将这些配合到练习的日常功课里来。练习日常功课，最重要的是临习古碑帖。当然，如若有古人流传下来的真迹，拿来对临，乃是第一等的好方法。

 

写字为什么要临习古人的法书呢？道理也很简单，便是接受先民累积下来的智慧，加速自己的学习，希望扩大以前的成绩而已。凡是不肯虚心学习祖先已有的成绩，硬说“创造”，那除了可以骗自己之外，是谁也骗不了的愚蠢行为。

 

古人学写字是拿三套功夫同时并进的，因此学习起来进步得快。这三套功夫是“钩”“摹”“临”。什么叫“钩”呢？拿一张油纸蒙在古碑帖或真迹上，用极细的笔画将油纸下面的字双钩下来。再用墨将双钩的字，笔画空处填上。这样叫作“双钩廓填”，就是一种复制品。这种方法是很多很复杂的。此处所谈只是最简略的说法。赵宋以后双钩的能手渐少。现在仅存有名的，还有元朝陆继善所钩的一本《兰亭》。什么叫“摹”呢？拿钩填本放在下面，再在其上蒙一张纸。写的时候就照着纸下面钩填本的笔画依着写。什么叫“临”呢？临就是对面的意思。将真迹放在案头，另拿一张纸对着写。古人所以多出钩摹两套手法，当然因为印刷术不如今日的进步，复制品只有这方法才可以造。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学习得更仔细切实。现在，我们为了简便，只用“临”的一种方法了（在小学校习字课，还有描红本子的一种，即是摹书的方法）。

 

我的意思以为既然现代印刷术方便，古人的真迹及碑帖多有石印本及珂罗版本传世，双钩一套诚然可以省去。但正因复制品易于多得，我们也正可扩大摹书的练习。我们对于所要学习的一本法书，即可买珂罗版两本。一本按页拆开，蒙在纸下，作为摹习之用，一本放在案头，作为临习之用。这样进攻一定迅速。其次，除了临摹之外还须要常看，常想，将每字的用笔和字形（结构），通体的布置都涵泳极熟。这样为助极大。黄庭坚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字既成，且养于胸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赵孟頫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学书的初步，可以就自己所喜好，或依师友的建议选择一种范本。选择既定，须即长久坚守下去。只要动笔写便以这一种为依归。譬如选择定了柳公权，就坚决照着柳的书法路线走下去。万不可今天写柳，明天写欧，过了三天又写郑文公。这叫作“约取”，这叫作“家法”。能够这样了，再就必须多看别家和别时代的书法。研究别派的路线和我的“家法”不同之处安在，相同之处安在。甚至进一步而研究为何要有这样的不同。这叫作“博观”。从这手的谨慎，和眼的泛滥两方面下工夫，年岁久了，自己的特殊风格也圆满成功了。

 

至于练习的时候，应该临写些什么碑帖，这原无定局。为了给初学者方便，随后也将提出一些参考材料来。大概写字，总不外乎篆、隶、真（楷）、草。以书法的源流而论，自然应该先学篆、隶。篆、隶方面有了些根底，写起楷书草字来，确要方便不少，因为真草的根源是从那里来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古今笔法原理无二。若从笔法进去，无论先学哪一体，都可逐渐旁通到其他。并且以艺术观点与实用观点两样来说，如若能够兼顾而无流弊，自是比单顾一面的更好。真草（包括行书和章草）二者，对于今日实用来说，也比篆隶的范围宽广得多。所以这本小书里，多是偏于真草方面的。我的意见以为有志书法的人，应该选择定楷书一种，和草书一种。每天必定各写一二纸。写得多，当然好。但尤其要紧的是有长性，能耐久。要积久不换地写得多，却不要一曝十寒地写得多。一歇就是半个月；一天却写上几十纸，那是进益很少的。因此反不如每天写一二纸的好。而且我之所以主张楷书和草书同时各写，更是为了易于领会笔法。照这样写去，很容易切切实实地明白楷和草用笔完全一样，楷书是草书的收缩，而草书是楷书的延扩。这种真知灼见的获得，才是书家正法眼藏的解悟。

 

说到楷书与草书，就必须说大楷和小楷的差别。魏晋至唐，小楷的字形，别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和大楷完全两样。我们试看《荐季直表》《曹娥碑》《十三行》《黄庭经》《乐毅论》，甚至《西昇经》等等，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小字的结构，真是异常巧丽而廉峭，专是对于“小”才合宜。我曾经将这种小字用放大法将它放得很大，就不如小的美丽，并且足以反证，大楷必须用大楷的结构才好。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宋元以来，小楷并非特种字形，只是大字的缩小而已。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书家，如明朝的文徵明、王宠，明末清初的黄道周、王铎，写小楷另有一套本领，不同于写大字。因此我们练习小楷还必须另下一番功夫。

 

现在谈到练习的进程。明朝丰坊和清朝翁方纲皆曾开过一张练习的目录。而丰坊说得尤其详细。翁方纲所开的目录，我将它吸收一部分到以后的目录中去。且待以后再说。先略引丰坊的说法作为学书者的参考。当然，丰坊的说法，对于我们不一定完全合用。因之，我们不必受他的拘束。

 

他说：“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岁即学大字，以颜为法。十余岁乃习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钟王为法。楷书既成，乃纵为行书。行书既成，乃纵为草书。……凡行草必先小而后大，欲其书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学篆者亦必由楷书。正锋既熟则易为力。学八分者先学篆。篆既熟，方学八分，乃有古意。”

 

他又将学书的次第排列如下：

 

大楷童子八岁至十岁学楷书。其法必先大而后小。如颜鲁公《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碑》。……每日习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万字。

 

中楷童子十一岁至十三岁当学中楷，以欧阳询《九成宫》及虞恭公二碑为法。……日影百字。三年之功，可得十万字。

 

小楷童子十四岁至十六岁须学小楷，如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钟繇书《戎路表》《力命表》，王右军书《乐毅论》《曹娥碑》。

 

行书凡童子十七至二十岁须学行书，先学《定武兰亭》《怀仁集右军书圣教序》，及《兴福寺碑》等。

 

草书童子廿二至廿五岁学草书，亦先小后大。须以右军书《十七帖》及怀素书《圣母碑》二大字草书为法，又张旭《长风帖》。

 

篆书大凡童子十三岁至廿三岁当学篆。先大而后小，先今而后古。当以阳冰书《琅琊山新凿泉题》、李斯书《峄山碑》及《泰山碑》、宋张有书《伯夷颂》、元周伯琦临张有书《严先生祠堂记》、蒋冕书小字《千文》为法。古篆则石鼓文、钟鼎千文。

 

八分书童子至廿四廿五岁当学八分。先大而后小。法唐明皇《泰山碑铭》《北海相景君碑》《鸿都石经》《堂邑令费凤碑阴》。

 

按丰氏所言，大体上尚无流弊。不过关于篆隶二种，说得不免太寒陋。这由于时代关系，他所见的还不够多。并且在学习的年龄上，不知他是何种根据而这样定下的。以现在看来，年龄的规定无此必要。

 

练习的工夫，十分之七八在每日的临书上，十之二三在写卷轴联榜上。在这种种不同的形式中，写字的形势就有坐有立了。关于坐着写字，前面已详说执笔和用笔的要点。只要照此写去，由于右臂悬起，坐的姿势不由不正。腰自然直了，左手自然会按着案上的纸幅。这种姿势，实在很有益于健康的。至于写楹联和榜额不免要立起来。立起的姿势，有的是多少还就着桌子，有的还直着就墙。遇到这种场合，凡是能悬臂作书的人，都不感觉困难。

 

中国写楹联的习惯，不知确切起于何时。相传蜀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所能考出的最早记载。南宋朱熹生平喜欢作对子。他的全集后面载了不少联语。他又是一个书法家，一定写了不少。不过，也未见流传下来。元朝赵孟頫是个大书家，也不见他写的楹对流传下来。但记载上却有他写对子的故事。以常识推测，在宋末元初可能有人写对子，但这种习惯尚未成为普遍的风气。大约明中叶以后方渐渐成为风气，清朝以后大为盛行。明朝人写楹联是以整个一张纸为组织的范围。譬如一副七言联语，是以十四个字作总布置的。因之每字大小长短可以任意经营，多生奇趣，并且近乎自然。清朝人拘于尺寸，一定把每字的距离和大小都排死了，因之趣味远不及明人。

 

写榜额因是横写所以更觉难于安顿。但其大要也须以字的自然形势为主，其间疏密长短肥瘦，不必强求一致，而要任其天机，方能入妙。

 

最后，有人一定还要问在什么时间写字最宜。我以为早晚任何时间都宜。只有心神不定，太冷太热，大风震电的时候不宜。一般说来，天未明时磨墨，天明墨浓，晨熹初见，写字最宜。我以为多人写字则觉有蓬勃之气，一人写字则觉有清静之趣，两人对写则觉有商量之乐，简直是无往不宜。心中狂喜之时，写字可以使人头脑冷静下来。心中郁抑之时，写字可以使人忘记了郁抑。我以为延年益智，这算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