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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没有发明之前，古代的教学主要靠老师与学生之间口耳相传，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渐渐出现了纸质课本。

 

汉代教授儒家经典的博士官，因师承不同，在对学生传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争议。为了统一标准，东汉汉灵帝让学者先校定各家所传的经文，然后每经选择一家之说刻在石碑上，共有《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和《论语》等七种经文被刊刻在46座石碑上，立在洛阳都城外的太学内，作为博士官们向太学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被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古代最早的石刻官定儒学经本，可以说是标准的官方教科书。

 

汉代以后，虽然出现了纸质课本，但为了避免出现错误，统一标准，有些朝代的统治者也会像汉代一样，选择儒家的经典刊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和太学，作为统一的官方教材。如唐文宗时期刊刻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共114块碑，被称为“开成石经”。清代乾隆年间，又将儒家的《周易》《左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刻在189块碑上，连同乾隆皇帝的圣谕共190块，其中每块石碑顶部都有“乾隆御定石经之碑”字样，碑身两面均刻有经文，全部是用正楷体刻字，被称为“乾隆石经”，现仍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和孔庙的夹道中。

 

“开成石经”和“乾隆石经”因刊刻在科举时代，就像一座大型石质书库，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更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被誉为古代的“高考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