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业已经过两度的开化,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其程度已觉稍高了。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戒谕臣下,勿得沾染华风。入关之后,圈占民地,给旗人住居,这也和金朝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驻防各省,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陵,挑起汉人的恶感,一亦防其与汉人同化。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则为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以联络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可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他的对待汉人,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他所造作的东西,并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过肆其狠毒之气,一意孤行罢了。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罗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
 
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利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清初又是这时候了。从1683年台湾郑氏灭亡起,到1793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凡一百一十年,海内可说无大兵革。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也颇能勤于政治;就世宗也还精明。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野蛮民族,其骄奢淫佚,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当土木之变时,其根据地本在东方。自蒙古复强,他即渐徙而西北。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教务。因西藏人信之甚笃,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摄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1688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1754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合台后王之地。为回教区域。元衰后,回教教主的后裔有入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1792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眉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1767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1769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它,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五年,糜饷至七千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他以异族入主中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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