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公车上书
康有为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清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之银塘乡。康有为家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因此,康有为7岁即能文,被视为神童;又由于他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他为“圣人”。19岁跟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在礼山草堂学习,后回乡独学4年,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理学而扩及佛学外,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方新书,开始汲取新知识。清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京师应顺天乡试,落第南归后,越发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于是大量购买西书阅读,并从此大讲西学。由于康有为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讲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讲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又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当时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他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但这个万言书被当时的顽固派所阻挠,未得上达。尽管如此,这个万言书仍然引起朝野很大震动。在此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著书立说。他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中本省举人,第二年会试又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被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以解脱。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正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也情绪激烈。先是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后各省分批跟进。腐朽的清廷无动于衷。于是康有为以夜以继日地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书》),并联合18个省的举人集议于松筠庵,当时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因汉代举孝廉乘公车赴京,以后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接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并在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但仍然得不到上达,于是康有为就南归了。南归途中他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没有成功,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著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十二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次赴北京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序为: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但均不得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向他询问变法之宜。但顽固派荣禄仍反对变法。第二天,康有为又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初八又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再上一书。
1888~1898年,10年间康有为共向清帝上书7次。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共90天。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只惜终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国,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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