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上）

墨子从小手工业者上升到“士”，他是比较接近农工商人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渗透着对小手工业者的偏爱，一直争取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提出了著名的“尚贤尚同”学说。本篇是尚贤说的上部分。
本篇主要通过探讨尚贤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统治者打破血统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给他们地位和权力，同时将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老爷统统撤免。这对当时广大平民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无疑有着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他提出了改革奴隶主贵族制度的要求，只有对贤者，才可以“富而贵之”，对不肖者，才可以“贫而贱之”。贤者为官长，不贤者为奴役。这对当时在奴隶社会制度下，只有富贵者才是官长，贫贱者才是奴役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很薄弱，只能依靠一定的强大的阶级。
墨子提倡“尚贤”，目的是为了通过贤才来治理国家，而贤才的得来不是通过找关系、走后门，靠的是真才实学。只有这些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当今的社会如果也能采取墨子的这种“尚贤”学说，那么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富强。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