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

在前面的章节中老子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学说，主张为人处世、统治天下都应顺从于道、符合自然规律。这些都是十分容易被理解的道理，老子的论述也十分清晰。然而，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统治者安于骄奢淫逸，士人为钱权名利而奔走，普通人为了生存而不知所从，真正能理解他的学说、践行他的道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于是,老子感于明理无人知，美玉无人识，发出了本章的感慨。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老子因怀才不遇而发出的哀叹，比如任继愈先生就在《老子新译》中说:“他自以为很高明，颇有怀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闷。其实他唱出的是没落阶级的挽歌。并不是人们不了解他，而是历史抛弃了他。”其实联系老子的思想来看，并非如此。老子本身就提倡无名、不争的，怎么会因为怀才不遇而哀叹呢?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心中怀有仁慈之心，怜悯世人逃不出名利、欲望的缰锁，哀怜百姓因为统治者不知“道”而饱受战争、压迫的摧残。

【哲理引申】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一首《秋思》，千古传诵，人们在短短几行文字中，看到了诗人广阔的胸襟，淡定乐观的情怀和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
 

刘禹锡，字梦得，晚年自号庐山人，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他诗文俱佳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留有诗集十八卷,特别是他的《竹枝词》，语调明快，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喜爱。除了在文学上的成就，他那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更是让他在多愁善感的诗人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同王维一样，他不仅是个饱学儒家传统思想的学者，也是个佛教爱好者，同时他对道家学说也很有研究，经常在其诗文中看到逍遥出世的思想。
 

刘禹锡祖籍中山，据说是匈奴人后裔，其祖上跟随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才开始改姓汉姓。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安史之乱，举家动迁，寓居嘉兴。刘禹锡少时即以好学闻名乡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颇多涉猎。十九岁时离家游学长安，贞元九年（793年）登进士第，接着以宏词科被录取。两年后，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刘禹锡一生仕途屯蹇，长期被流放贬谪。唐顺宗即位后，曾任用王叔文等进行改革，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他与王叔文、柳宗元等同为政治革新的领袖人物。本来改革能缓解唐王朝的政治危机，减轻其内部的各种矛盾，但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掌握实权的藩镇、宦官们的利益，遭到了激烈的对抗。只进行了半年多的革新被迫停止，连支持革新的顺宗皇帝也被迫退位。唐宪宗即位后，王叔文被赐死，其他改革支持者也纷纷被放逐、降职。刘禹锡出贬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但行至江陵，又被改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
 

元和九年(814年)，刘禹锡曾奉诏回到京城，但不久又因为写诗触怒权贵被外放为连州刺史，此后又被调为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一连二十几年在外不断漂泊。正如他诗中所言:“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直到宝历二年(826年)冬，他才从和州奉召回洛阳，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在漫长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逐渐开始研究佛教、道教思想，来排解内心的忧愁和烦恼。他与僧人来往，研读佛典，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来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侣”。佛道思想改变了刘禹锡的人生观。开始他还有对贬谪困苦生活的倾诉，还有对改革失败的惋惜，对王朝衰落的无可奈何。随着长时间的漂流，所见、所感不断增多，他的思想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磨难、漂泊并未让他沉寂、没落，相反他的诗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激昂和对宠辱、升贬的漠视。如“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等。
 

可以说正是那种清净空灵，宠辱偕忘的佛教、道教思想，让诗人没有在苦难中沉沦，反而让他越来越精神抖擞，越来越激昂乐观。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此时的他早已参透世俗荣辱，不仅不为升迁而劳心，也不再关注于政治，他每日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逍遥闲适，真正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平和，当然也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诗篇文章。
 

人们都知道纵欲贪财是伤身害性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有能真正放下世间的虚名利禄。这不正如老子所说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吗?刘禹锡在经过打击、磨难之后，逐渐看清了纷繁的世事，能够做到任其自然，宠辱不惊，也可以说是“被褐怀玉”的得道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