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杰”是指才能出众、智商特异的人。例句有：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屈原《九章·怀沙》） 意思是：诽谤、怀疑俊杰的人，本来就是小人的心态。

 

“杰”也有四条标准：

 

1. 守职而不废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守职”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在遭遇不测、面对危险的时候，能做到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离，沉着冷静，勇于面对，恪尽职守。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执行双方交换被扣留使臣的使命。当他完成任务即将返回之际，匈奴内部虞常等人策划谋反，计划刺杀太后，然后投汉。但由于内部有人提前将秘密报告给单于，谋反阴谋胎死腹中，虞常等人被抓获。但由于使团中有人参与谋反策划，致使苏武受到了连累。匈奴认为苏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对他百般利诱和威逼，劝其投降归顺。但苏武丝毫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 “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 由于匈奴的严密防范，苏武虽多次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匈奴见苏武冥顽不化，就把他孤身一人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边（贝加尔湖）放羊，并扬言，等公羊生下了小羊才能放他回国。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之时，苏武以捕食野鼠、掘挖草根来维持生命。一十九载，他历尽艰辛，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但他不辱使命，坚守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的操守，最终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完成了出使匈奴的使命，成为后世尽职尽责的典范和坚守民族气节的楷模。

 

废：废弃、停止。例句有： “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

 

“守职而不废”的“废”是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意思，例如成语“半途而废”。“不废”就是不失职。

 

“任重而责重，责重则忧深。”（元·张养浩《为政忠告》）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中外记者，在回答关于“本届政府在余下的一年多时间里应如何应对”时，温家宝总理引用了《素书》中的这句话，情深义重地说：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温总理的话表达了他在余下的任职期间，一定要善始善终，站好最后一班岗，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案。

 

2. 处义而不回

 

处：交往。

 

义：忠心。

 

“回”在这里并非“回头”、“回旋”、“回转”，而是奸邪的意思。王安石《兼并》一诗有 “兼并乃奸回” ，其中的“奸”是奸恶，而“回”就是邪僻。

 

“处义而不回”是指与人相交要“义”字为先， “义不负心，忠不顾死”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不做奸邪之人。在历史上，“处义不回”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句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把人间“忠义”推向了巅峰。特别是关云长土山被围，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被迫降曹后，却 “身在曹营心在汉” ，并不为曹操赠绿锦战袍、送赤兔宝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黄金美女的诱惑而见利忘义。当得知刘备下落后，挂印封金，义无反顾保护两位嫂嫂离曹而去的故事更成为世代相传的佳话。

 

“义”与“义气”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义”和“义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大家在讲“义”时千万不要把“义”与“义气”混同起来。所谓“朋友义气”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小团体利益相互利用而形成的哥们儿义气。

 

此种朋友间的哥们义气只能算是小义，虽然小义也是义，但小义与大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小义往往会演变为不义。例如，有的为了所谓“哥们儿义气”，不惜违法乱纪，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就是不义。

 

无论是古人，还是我们今人所讲的“义”，指的都是大义、正义、忠义。当然这里的“忠义”是指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并非是忠于哪一个黑社会“老大”。而“大义”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义凛然”是大义。例如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绝唱就是大义；而于谦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豪言也是大义。

 

唐德宗三年（784年），颜真卿临危受命，只身前往汝州劝降叛将李希烈，面对宰相之职的诱惑以及活埋、火焚的威逼，年近八旬的颜真卿发出了 “吾守吾节，死而后已” 的豪言壮语，最终被李希烈残忍杀害。颜真卿的坚守节操，视死如归的表现更是集忠义和大义之大成。

 

在大义凛然之外，京剧《赤桑镇》里的包拯得知侄儿包勉在担任余杭知县期间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十分气恼，毅然抛开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凭嫂嫂抚养成人，而今嫂嫂又只有包勉一个儿子的亲情，秉公执法，处死了包勉。包拯的行为也是大义，叫 “大义灭亲” 。

 

成语“大义灭亲”的典故来源于《左传·隐公四年》的记载。大约公元前719年，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为了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获得合法地位，石厚听从父亲石碏的建议，与州吁一同到陈国请陈桓公从中斡旋。就在此时，石碏暗中派人到陈国告诉陈桓公，证明州吁确实杀了国君篡夺了王位，请陈桓公趁机除掉他们。陈桓公得到了石碏的密告，当州吁、石厚到达陈国后立即将他俩抓获，并通知卫国来人处理，结果卫国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家臣总管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事后，德行、品行高尚的人都称赞 “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意思是说，石 碏是真正的忠臣，怨恨州吁，连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不放过，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3. 见嫌而不苟免
 

“嫌”在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嫌疑，二是“仇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璋根据张松哥哥张肃的举报，杀害协助刘备入川的张松，与刘备结下了仇怨。原文是： “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 这里的“嫌”就是结怨。

 

“苟免”一词出现在《礼记》一书中，原句是：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意思是，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面对危难不苟且偷生。而《素书》“见嫌而不苟免”的意思就是：虽然相互之间有一些嫌疑和怨恨，但为了顾全大局，在需要交流和沟通时，要正确面对，不要回避；要宽容大度，不计得失，不计前嫌。

 

张商英对“见嫌而不苟免”这句话有一个解读： “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意思是，周公为了江山社稷，虽被召公诽谤、猜忌，却依然忠心辅佐成王；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见南子，引得子路的不满，但孔子觉得问心无愧，并不多作解释。他们才是至明至达之人。

 

张商英引用周公和孔子这两个事例，说明“见嫌而不苟免”指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涉及全局的整体利益的行为，在受到他人误解和结怨的情况下，贤人君子依然可以襟怀坦荡，以德报怨，宽恕他人的过错，最大限度地容忍别人的怀疑和责备。

 

不过，这种“见嫌而不苟免”的前提是误解，这与“莫须有”的诬陷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素书》的“嫌疑”是指当事者身处是非之地，受到质疑而产生的误判和相互之间因误会而产生的怨恨，不存在主观故意。而诬陷则是无中生有或者虚构事实的恶意陷害，其主观故意十分明显。所以说，对捏造事实、恶意陷害的行为就要辨明是非，不能迁就纵容。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生下奚齐，为了将奚齐立为太子，骊姬伙同中大夫设计用毒药毒死了献公的猎狗和侍臣，然后向献公哭诉诬陷是太子申生投毒。太子听到消息既不分辩也不解释，连忙逃到了新城。这时有人对申生说：“你如果申辩，国君一定会弄明白真实情况。”申生说：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 太子的意思是，父王没有骊姬，就吃不好，睡不好，如果我要辩解，骊姬必然获罪，国君年纪大了会很痛苦，我也不会高兴，随后申生在新城自杀而亡。

 

申生被骊姬陷害，不揭发，不辩解，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造成自己自杀和老师杜原款之死，另外两个兄弟重耳和夷吾逃亡外地，这就不属于“见嫌而不苟免”的范畴。这是纵容包庇，助纣为虐。这种容忍、宽宥、放纵违法犯罪的行为与《素书》的“见嫌而不苟免”是完全背离的。

 

4. 见利而不苟得
 

“见利而不苟得”与《礼记》“临财勿苟得”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提醒世人：“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凡是见利起意，或者是损人利己，谋取不义之财，都是要受到惩罚，都是要治罪的。

 

事实上，《素书》中关于“见利而不苟得”的意思还远不止于此，由于《素书》的相对人是身居上位的执政者，所以《素书》中“利”的意思有更深一层含义，其中不仅包括财物，而且还包括名气、名誉。对一般人而言，财是主要的，名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不要的。例如小偷只要财不要名，而“站街女”也不在乎名，更不要出名，一句“笑贫不笑娼”是她们内心的最大慰藉。

 

而有些身居上位的人则不同，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攫取更多的权和利，实现更大的个人目的，所以他们当了官以后还想出名。“名”就是资本，名气大声望就高，就有了得到提拔和升迁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做更高的官。做更高的官就可以出更大的名，得更多的利。所以说，《素书》中的“利”既包括钱财，也包括名利，从严格意义上说，贪名和贪财一样都是贪污腐败。

 

《雍正王朝》有两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历史人物：

 

一个是雍正年间出任山西巡抚的诺敏，这个人为官十分清廉，当他母亲六十大寿时，竟拿不出银子办酒。诺敏虽然不贪财，但他贪名，在清偿国库欠款时，他串通全省官员，弄虚作假，谎报半年之内山西全境所有国库亏空全部还清，雍正接到报告后，龙颜大悦，手书“ 天下第一巡抚 ”匾额。但诺敏欺瞒朝廷的谎言被河南巡抚田文镜探知，并报告了皇上，雍正爷恼羞成怒，大骂诺敏 “溺职于前，欺君于后，虽不贪财，但实贪名，比贪财更可恨。” 于是下令将诺敏午门斩首。

 

另一个就是乾隆年间巨贪和珅。根据史料记载，和珅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不但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通汉、满、蒙、藏五种语言，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据说和珅初入仕途也还清廉，任户部侍郎时，一个叫安明的官员多次向他行贿，希望他能向尚书推举自己任司务一职，都被和珅婉言拒绝，当安明如愿升任司务一职后，送给和珅一块玉，和珅也当场拒收。但后来由于和珅在伴随乾隆帝期间，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善解人意，受到了乾隆帝的宠信，由此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重，心也就越来越贪。他通过巧取豪夺，卖官鬻爵，攫取大量钱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官。嘉庆帝继位后不久，巨贪和珅就被抓捕赐死，家产全部抄没归公。和珅到底有多少家财，史上说法不一，《清朝野史大观和珅财产》一书认为：和珅的财产总数为20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20多年的财税收入。而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的数额是2.3亿两白银，不过许多人都认为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和珅生前不择手段大肆敛财，结果被抄家籍没，所敛财物一律充公，自己落得个白绫自尽和千古罪名，图个什么？和珅临死的时候终于醒悟，所以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绝命诗。捞钱捞了廿年，到头来是给嘉庆帝捞的，自己不但一文不名，而且还白搭了一条命。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这是和珅临死前的感悟，也是对后人的告诫。

 

以上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名，一个是贪财，由于他们“见利苟免”，所以都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以上四条是“杰”的标准，《素书》认为：一个人能够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忠于职守；为人处世义不负心，义薄云天，襟怀坦白，无愧于心；在其位，谋其政，不争名，不谋私，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就符合“杰”的标准，就是一个杰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