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道”是《素书》的核心思想，也是《素书》的第一句：“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这句话的意思是：天道、品德、仁爱、正义、礼制这“五项”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虽然人人都生活在“道”的环境中，但并不知道“道”是什么意思。

 

宋代史学家张商英在解读《素书》中的“道”时认为“道、德、仁、义、礼”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所谓“道”的含义，其中包括世间万物，但历来都没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而老百姓更是不知“道”为何物。

 

除了张商英，也有人解释《素书》“道、德、仁、义、礼”是教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道”则是春、夏、秋、冬四时变化，教人要上顺天时，下察地理，成就万物。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除认为《素书》中的“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一个份额等量、不可分离的整体外，同时认为《素书》中的“道”是自己并不知道，而人人又都在遵循的自然规律。

 

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对于《素书》中“道”的解读是否正确今天不作过多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来就是史学讨论的普遍现象。

 

研究前人的思想，解读前人的论著必须首先搞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无的放矢。例如老子作《道德经》就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社会动乱。老子为了遏制战争，实现天下太平，他利用《道德经》传播“ 小国寡民 ”和“ 无为而治 ”的思想，意思就是让各诸侯国的君王安守本分，不要再打来打去，所以有人曾评价老子的理论是不求进取的消极思想。

 

那么《素书》作者黄石公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当时的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呢？

 

黄石公所处的时代是秦朝末年，他亲眼看见了秦王朝的统治者始皇帝连年穷兵黩武，战争不断，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秦始皇还通过苛捐杂税、酷刑厉法，大肆搜刮民间财物，暴力征派大量民夫劳役，用于筑长城、修大道、造骊山墓、建阿房宫，大大超过了民间百姓的承受能力。秦始皇为了封堵众人之口，甚至焚书坑儒，企图断绝天下一切不满言论。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形，面对凶残暴戾的秦朝统治，面对怨声载道的万民百姓，黄石公隐姓埋名，将自己平生所学进行总结归纳，同时暗中观察考察，寻找有抱负、有理想、能成大事者，然后将自己“治国兴邦”的秘籍传授给他，让他用《素书》中的智慧和方略组织民众，辅佐明君圣主，推翻秦朝统治，改朝换代，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由此可见，《素书》不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书，黄石公并非是想通过《素书》内容，教化世人如何行仁义，如何讲道德，如何有礼貌。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主宰百姓的国君和他手下的那些官吏，通过《素书》内容，告诫他们要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治国，如何理政，如何加强自身修养，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安乐美满的生活。

 

由于《素书》讲的是治国，论的是理政，所以后人才称《素书》是一部“安邦治国”的奇书。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是《素书》开篇第一章的首语，这句话的主旨是“ 五者一体 ”四个字。准确理解这五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正确解读《素书》“道”的关键。

 

研究认为，这五者中的“德仁义礼”四者是指人的行为，都可以作出实质性的解释。比如“德”可以解释为“品行”；“仁”可以解释为“宽厚”；“义”可以解释为“正义”；“礼”可以解释为“制度”。以此类比，那“道”就只能解释为“道理”。但是，“道理”与以上四者所不同的是其自身缺乏实质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理”呢？

 

以哲学的观点来解释，“道理”是事物的规律，是事情或论点的根据。“道理”一词出自老子的学生文子作的《自然》一文中：“ 用众力之力者，乌获不足恃也；乘众人之势者，天下不足用也。夫权不可为之势，而不循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功。 ”意思是，众人齐心，大家合力，任何事情都能成功；没有能力做的事，不讲道理，不按规律做的事，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成功。可见，“道理”一词的意思是事物的规律，并非是人的具体行为。

 

如果把《素书》中的“道”解读为“道理”，是事物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就属于社会规律的范畴，就是通过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具体表现在德、仁、义、礼四个方面。因此说，“道”与德、仁、义、礼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道理”一词可以一统德、仁、义、礼四个方面。而德、仁、义、礼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涵盖“道理”。

 

如此说来，《素书》中的“道”又该作何解释呢？与“德、仁、义、礼”又是什么关系呢？

 

分析认为：《素书》中的“道”既与“德、仁、义、礼”联为一体，而其自身又具有独立的特性。所谓“联为一体”，指的则是以“道”为母体的“五者一体”。而“独立的特性”则意为“道”是躯干，“德、仁、义、礼”是四肢。再进一步解释，“道”就是“纲”，“德、仁、义、礼”则是“目”，“纲举”才能“目张”。例如季梁的“道”是“忠于民”，那么“忠于民”就是母体、躯干，是纲。只有树立了“忠于民”的思想，把“忠于民”的“纲”举起来，才能把为民谋利、为民服务、关心民众的“目”张开。

 

对“道”的解释在历史上有许多种：除了季梁的“道”、老子的“道”、黄石公的“道”外，还有范蠡、庄子、韩非子等的道。

 

范蠡在《范子计然》一书中认为：“道”是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

 

庄子是道家学派代表，他认为“道”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

 

韩非子把“道、德、理”合为一体，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的特殊本质是“德”，万物的特殊规律是“理”。

 

虽然古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道”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道”是生发万物的本原和规律。这与《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基本一致，该书解释：“ ‘道’是世界的本原和规律。 ”例如，季梁的“道”是“忠于民”，那么“忠于民”就是治国理政的本原；黄石公的“道”是“德、仁、义、礼”，那么“德、仁、义、礼”的本原也是“道”。

 

那么现代人对“道”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辞源》解释“道”是方法、道路与规律。如“生财有道”“经营有道”，讲的就是方法；而“道理”则是规律。

 

笔者认为，如果只讲“道”这个字，而不是讲“道理”这个词，那么“道”的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德、仁、义、礼”所构成，人只有具备“道”所要求的德、仁、义、礼的功德，才算进入“道”的最高境界，就能“得道成仙”。

 

“道”与“佛”虽然是两个派系，信仰不同，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相同点的，例如佛家的“佛”也是一种境界。“佛”有“三觉”：自觉、觉他、觉行。三者觉行圆满，方能“立地成佛”。

 

无论是“立地成佛”，还是“得道成仙”，这些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佛学自印度引入中国已经2500多年，黄老道学距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因此而成佛成仙的。

 

虽然“得道成仙”并不现实，也不可能，那又为什么《素书》要讲“道”呢？《素书》中的“道”又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