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明莫明于体物。”

 

明：知道、明白。例句有：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楚辞·卜居》）

 

“体物”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方便理解，现在不妨把“体物”这两个字分开来解释。

 

“体”的用意十分广泛，如果用“体”这个字来组词，有实体、身体、体会、体谅、体裁等。不过，这些词语的意境并不相同，相互之间也不存有关联。而《素书》中的这个“体”则是“体验”和“体察”，也就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意思。例句有： “故圣人以身体之。”（《淮南子·氾论》） 意为：圣人对墨尺的长短曲直都要亲自进行体验。

 

“物”有两个义项：一是“有体物”，即现实物件；另一是“无体物”，即精神物件。

 

所谓“有体物”，是指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即俗话说的“东西”“事物”。例句有： “损己以利物。”（魏徵《十渐不克终疏》） （利物：有利于除自己以外的物和人） “一物为万物一偏。” （一偏：一个方面） （《荀子·天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易经·家人》） 即成语“言而有物，行而有恒”的由来。

 

而“无体物”则是通过体察、观察，凭借视觉、感觉、体会所产生的认识。例句有： “物其地图而授之。”《周礼·地官》 这句话中的“物”就是“看”的意思，“物其地图”即察看地图。“物色”一词中的“物”也是“看”。而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 。“假于物”是说借助外力，如上一个好学校，请一个好老师等。成语“物望所归”的“物望”是指众人的愿望；成语“物情世态”即人情世态。所以说，“物望”“物情”的“物”就是无体物，而《素书》中的“体物”的“物”也是“无体物”，是察、看的意思。

 

那么“体物”又该作何解释呢？在历史上，“体物”经常被使用在文学创作上。例如晚清学者王国维，在评价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作品时，就用 “言情体物，穷极工巧” 来加以赞赏。成语 “体物缘情” 是指诗和赋的不同职能：“体物”是描写景物，是赋的职能；而“缘情”则是诗的职能，是表达抒情的。所以说，“体物”用在辞赋的创作上，是指对景物的描写。

 

显而易见，《素书》中的“体物”与诗、词创作中的“体物”是并不相同的，那么《素书》中的“体物”又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以上“体”和“物”的分别解释，用我们现在的话，简单地讲：“体物”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不断反复，实现明白事理，对世上万物有深刻的了解。例句有：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礼记·中庸》） 意思是：鬼神的功能可真是大得很啊！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着，所以我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实践去认识它、了解它。

 

社会实践与调查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通过社会实践，人类才能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经过调查研究，人们才能了解事物真实情况，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古人由于没有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哲学概念，所以他们就把属于社会实践、调查研究范畴的内容统一归结为“体物”。《素书》“明莫明于体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明白事情真相，明白事理，必须通过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才能获得。

 

调查研究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许多国君大臣，他们为了了解民情，以及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情况，都会经常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巡察，甚至亲临现场、亲自实践，以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

 

调查和研究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 调查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而研究则是对调查材料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二者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 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发展和深化 。这些都是社会实践必不可少的，而《素书》中的“体物”就是调查和研究的结合。

 

调查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尧舜时代就有关于调查研究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接受了尧禅让的帝位后，非常重视调研工作，当年二月，到东方去巡回视察，一直到达泰山，举行了柴祭（烧柴祭天）活动，还借这个机会会见东方各地诸侯国的君长，共同商定协正四时气节和月份大小，校正日的甲乙，统一音律和度量衡，修正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在觐见时，公、侯、伯、子、男等诸侯所执的瑞玉和三种用来垫玉的缯物，以及卿所执的两种生物和士所执的一种死物。五月，到南方去巡回视察；八月，到西方去巡回视察；十一月，到北方去巡回视察。同时规定这样的视察活动每五年一次。

 

从尧舜时期就有的“天子巡视”，到西周时被一种“采风”制度所替代。

 

所谓“采风”，就是周王朝通过天子巡视、派官员专人调查和逐级上报等多种方式来了解民风、民情、民意。尽管古人并没有形成调查研究的概念，但一些政治家懂得，为了巩固政权，必须了解民情，而了解民情就要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也就是《素书》所说的“体物”。

 

汉代的统治者是否受到《素书》“体物”的影响由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不仅全盘承接周朝的“采风”制度，而且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成为目的明确、方法简易、效果显著的治国方略。

 

“采风”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 “观俗” 。周朝统治者认为： “礼俗以驭其民。”（《周礼》） 《礼记·王制》说： “凡民居材，必因天地冷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 意思是说：因地域广大，各地民俗有很大差异，因时间推移，各地民俗也有发生改变。制定国家礼法，就要根据这种变化和差异 “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异”（《周礼》） 。即根据不同习俗施行不同政令，以使生民安居乐业。“采风”制度中的“观俗”给周王室提供了驭民政策的直接信息和依据。

 

二是 “观政” 。周王朝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轻鬼神，重人治，改“以神为本”为“以民为本”。要重人治，就要掌握民情，就要深入民间调查研究，“采风制”的目的就是让统治者 “不出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从中 “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也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能够了解民众对国家政策制度的批评意见，发现国家管理中的过失，以便及时进行调整。

 

“采风”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最高统治者定期深入民间搞调研。《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这个“五年一巡守”与前面讲的舜时制定的“每五年巡回一次”的记载是一致的，可以认为周时的“五年一巡守”是舜时“每五年巡回”的继承和延续。虽然国君五年搞一次调研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各级党政领导要经常不断，每年多次到基层考察调研相比未免太少，但考虑到当时的统治者所巡守的地域广阔，出行一次时间较长，就当时的管理水平、交通条件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

 

2. 建立专门的“采风”队伍，类似于今天的调研员，朝廷任命的“采风”官员叫“行人”，其中由“大行人”“小行人”及下属“行夫”若干组成，说明这支队伍的人数还是不少的。由于“行人”出行必乘 轩（一种轻便的马车），所以又称为 “輶轩之使” ， 輶轩使者深入民间， “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郭璞·方言序》） 。直接从民间获取原始的、鲜活的风俗民情资料。“靡不毕载”的词意是真实而不虚妄，明白而又易懂。以此说明“行人”的调研工作不浮夸，言语不荒唐，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3. 建立定期“采风”汇报制度。“行人”集中“行夫”的“采风”材料后，经过整理汇总上报给周王室主管“采风”调查的“太师”，由太师处理后， “以闻于天子” 。

 

西周采风制度的适应范围扩大到整个统治区域，时间从西周初期到东周前期大约300多年。周天子正是凭借“采风”所传递来的信息了解各诸侯国风俗民情，政治动向，然后赏功罚罪，安邦治国。

 

“采风”制度的出现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连秦始皇那样的暴戾之君在位期间，大约有一半时间都是往来于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调研。直至现在，新闻记者还把采访说成“采风”，学校老师有时组织学生到校外参加社会实践，也把它说成是“采风”活动。

 

《素书》中“明莫明于体物”说的就是，你要想做一个明白人，不会受到欺瞒，就必须经常不断地深入实际当中，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如此，就能在执政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大政方针，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避免偏误，确保所定的政策方针能够顺利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