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

 

“霸”在古代指的是盟主，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恶行。例句有： “五霸不同法而同霸。” （五霸：指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诸侯盟主） （《商君书·更法》）

 

“皆”是都和全。成语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

 

“归”是归附、归顺。例句有：“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柳宗元《封建论》）

 

“邦”古代指诸侯的封国。《诗经》有 “王此大邦。” （王是统治的意思）

 

避：躲开、回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追求和取向都是美、好、光、明。《素书》中“国将霸者士皆归”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前景光明、蒸蒸日上，即将成为各诸侯的盟主，四方的有识之士就会蜂拥而至，呈现出一派贤士毕集、人才鼎盛、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而“邦将亡者贤先避”又该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政治纷乱、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国家有灭亡危险时，贤明的人纷纷离开故国，避难他乡。即 “大难来时各自飞” 的意思。

 

其实不然。常言道：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 自古以来，每当外敌入侵、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之时，都会出现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前仆后继、英勇顽强，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所以说，将“邦将亡者贤先避”理解为在国家危亡时，贤人志士一个个贪生怕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纷纷逃避他乡，显然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素书》中“邦将亡者贤先避”这句话是“众叛亲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统治者不行仁义、近奸远忠、信谗拒谏，导致政局紊乱、民怨鼎沸，国家前途危机四伏、命运难卜，这时许多有识之士，贤臣良将，眼见自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本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想法，纷纷采取退休、辞职、告假等方式，以规避这个亡国之君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这里的“避”是回避，并非是逃跑。

 

例如曾经辉煌繁盛的明王朝的后期，在经过万历、天启两朝的作践后，随即进入了衰亡期。特别是明神宗朱翊钧 “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庭隔绝。”（《明清史讲义》） 史称： “醉梦之期。” 御史袁可在忍无可忍、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上奏神宗朱翊钧道： “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究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 意思是：宗庙不去祭祀，朝堂议政已经荒废多年，各地奏章的批阅没有时间，赏罚没有统一标准，官员不能及时得到升迁，国家税赋压得老百姓像池塘里的水，已经被抽干，百姓怨声载道。现在国家是非颠倒，朝堂上贤臣与奸臣混杂，结果是忠臣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无处申诉，正直的大臣愤怒异常却又无可奈何，这样下去怎么能够顺天应人，治理好国家。

 

正是由于朱翊钧荒于政务，好酒贪色，所以万历朝官员纷纷辞职归隐，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官员空缺现象。根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统计，南北两京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巡抚3名，布政史、按察史66名，知府25名，缺失官员达三分之一，当时有的知县还兼任邻县的知县。这种“没有人当官”，编制出现严重缺员的现象，在封建王朝还是十分罕见的。

 

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执政时，任用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而皇帝本人则酷爱木工，不理朝政，任由魏忠贤为非作歹，肆意妄为，大肆陷害、捕杀东林党人。史料记载，搞得 “朝上正人君子殆尽，政治黑暗已极，大明江山岌岌可危”。（《明史·卷二十二》）

 

经过万历、天启两朝，大明王朝已经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继位，朱由检面对千疮百孔、险象环生的大明江山，虽然也大刀阔斧殊杀阉党、平反冤狱、整饬边政，每日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企图重现大明盛世。怎奈大明帝国已经是疴疾顽症，病入膏肓，在清军入侵，起义军节节进逼，京城沦陷的情况下，崇祯帝再无回天之力，虽然亲自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以图自保，但并没有一人应召前来护驾，朱皇帝陷入了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好在煤山自缢身亡，此时陪同他一道“升天”的只有一名太监。

 

按理说，这个后果是万历、天启两朝造成的，最终由朱由检来承担有些冤屈，所以后人一致认为，崇祯帝 “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时” 。这个“时”指的就是贤避臣离，孤家寡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