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重视孝道的国家，孝是我国传统的美德。《孝经》则是讨论孝道的一部书，传为孔子所作。
“孝”是会意字，篆文的“孝”字，是“老”与“子”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孝”字。“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与下一代融成一体称为“孝”。《说文解字》在解释孝字时说：“善事父母者。”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施政者可以用孝治理国家，人民则能够用孝来立身齐家。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做了系统而详细的阐发。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按照父母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职责的不同，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受到高度的重视，历代施政者对它都极力加以提倡。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一些帝王还亲自为《孝经》作注疏，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影响最大的注本则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南宋以后，《孝经》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孝”是会意字，篆文的“孝”字，是“老”与“子”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孝”字。“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与下一代融成一体称为“孝”。《说文解字》在解释孝字时说：“善事父母者。”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施政者可以用孝治理国家，人民则能够用孝来立身齐家。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做了系统而详细的阐发。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按照父母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职责的不同，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受到高度的重视，历代施政者对它都极力加以提倡。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一些帝王还亲自为《孝经》作注疏，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影响最大的注本则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南宋以后，《孝经》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